引子
我看到母亲笑着向我走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孩子你受苦了。然后她笑着俯下身去，看望躺在病床上的我的父亲，用手拉起我父亲的右手。我父亲居然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是从他2025年9月3日左脑大面积梗死以来，第一次坐起来。我激动得喊了起来，然后，梦醒了。原来是一场梦。
这是2026年1月25日晚上，或者是1月26日凌晨，我做的一个梦，是从我母亲2022年8月9日去世以来，3年多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梦到我的母亲，梦到我母亲回来看望我生病的父亲。我当时有种感觉，可能我父亲的病，会慢慢好起来，至少能恢复到可以坐起来的水平；不然，他的病情则可能会加重。用老人迷信的话来解释那个梦，就是我母亲来带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我很担心父亲的病情，原本不是探视的日子，我下午还是找了个理由去了趟康复医院，找病房尹主任了解了我父亲这几天的病情。尹主任说我父亲这两天情况还不错，自从周六金豆儿去探视了爷爷之后，我父亲心情不错，状态也还可以。我稍微放了点儿心。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父亲的情况就开始不好，肌酐开始升高，发烧又开始反复，到了28日早上，肌酐还在升高，降不下来，尹主任跟我商量，说我父亲可能会出现肾脏衰竭，需要转到肾内科去做透析。28日下午我父亲转到肾内科后，后半夜开始高烧，一直到31日早上检测出甲流病毒；然后到2月2日感觉病情进一步加重，转到积水潭医院ICU，到2月4日周三凌晨，心脏衰竭，人走了。其实从1月28日转到肾内科的那一刻起，我就预知了这个结果，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我父亲2025年9月3日凌晨突发左脑大面积梗死后，在青岛中心医院的ICU抢救了21天，情况稍微稳定一点儿后，我于9月23日将父亲从青岛转运至北京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其实一开始的康复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不指望我父亲能完全恢复运动能力，我以为通过康复，可以恢复到能自己吃东西，能简单的表达意愿，可以用轮椅推着他到外面晒晒太阳，这样我就很知足了。但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父亲想要的结果，以他的性格，是绝对接受不了这种治疗结果的。所以当北京的治疗有一些效果，他的意识更加清晰之后，他慢慢了解了自己的现状，于是开始拒绝治疗。他用能动的左手去打康复医生、拒绝练习坐起来以及蹬车锻炼腿部肌肉，天天板着脸没有笑容，也不跟医生、护工甚至是我做互动。其实放弃治疗就是他的本意，作为他的儿子，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我做不到。
父亲去世后，在处理父亲后事期间，我从家里翻出很多以前的照片，我才发现，其实我爱照相这个习惯，是继承了我的父亲。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没有数码相机、胶卷相机都很稀少的年代，我父亲作为一名普通的工厂司机，留下了大量的彩色照片，当然不光是他，也包括我的爷爷奶奶、大爹姑姑等家人，当然最多的还是我的母亲和我。爱照相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看到这么多当年的照片，小时候的一幕幕慢慢在我脑海中浮起，让我重新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爱意，所以我想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我的父亲母亲，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表达我对他们的思念和爱。
进城前
我的父亲母亲是1978年12月结的婚，父亲是青岛市夏庄镇刘家小水人，母亲是青岛市夏庄镇西石沟人，两家祖上都是农民。我父亲1978年5月顶替我爷爷进了青岛化工厂工作。我1980年3月出生在刘家小水村，如果不是我父亲那种很倔强的性格，我可能这辈子就一直在老家，也可能考一个青岛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青岛工作了。但是就因为我父亲的倔强性格，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87年夏天，应该是7月份的时候，我已经在老家的小学报了名，准备上小学了。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9寸还是12寸，我记不得了，应该是村里的第二台电视机，第一台是村长家买的。那时候父亲在青岛市内的化工厂上班，每天下班，骑自行车大约10多公里回家，没有现在那种很宽的柏油路，大部分是土路，而且青岛很多上下坡，大约需要骑一个多小时，但我的父亲除了每周值夜班的那天外，每天都骑车回家。电视买回家的那天，村里好多人都来我家看电视，父亲那天有事儿，把电视送回家就又回厂里了，回家就比较晚了。第二天晚上，父亲正常时间回家，家人一起吃饭，电视在播新闻联播，后面放到天气预报的时候，每预报一个城市的天气情况，我就报出下一个城市的名字，一路报下来，几乎没出错。父亲很惊讶的问我怎么会知道下一个城市是哪儿？他知道我一个字都还不认识。我说昨天已经看过一遍了啊，我记住了。我父亲不太相信，说你只看了一遍，就记住了？我说你现在让我说，我说不出来，但是一旦播放那个音乐，我就能记起来了。第三天晚上新闻联播之后，父亲很认真的检查了我报的每一个城市的名字，全对。父亲有点儿惊讶，但是更多的是欣喜。他后来跟我母亲商量，要让我到青岛市内去读书，他说觉得我应该是块儿读书的料，在老家读书就可惜了。他当时这个决定，遭到了全家人的一致反对，包括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大伯大舅等亲戚，也包括我母亲和我自己。很现实的几个困难摆在眼前：一是我和我妈没有户口，那时候买粮食要凭户口本，没有户口就不能买粮食，这意味着我们一家三口只能吃我父亲一个人的口粮；二是我母亲没有工作，如果去城里，就不能种地，老家的地就荒了；三是在城市没有房子，也没钱去租房，父亲工作以来攒的钱，都用来在老家盖房子了，我们家的房子刚盖好没几年。总之是面临很多很现实的困难，就为了一个让我去城市读书的理由，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但是我父亲很坚持，后来跟我母亲商量的结果，是我母亲暂时先不去城里，在家继续种地，我父亲带我住在他们司机班的值班室里，他自愿承包所有的夜班值班，换来值班室的居住权。
下定决心要带我到城市读书之后，运气还比较好，厂里给我父亲分了一个在小学附近的平房，现在看来，那应该算是一个棚户区，虽然条件很简陋，但是总算有了个安家落脚的地方。然后父亲给我母亲在厂里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就这样，在1987年的8月，我们全家都从老家搬到了青岛市内，其实也就相距10多公里，但是对我和我的父母，都是开启了另一种人生。
城市生活
城市生活的开端，无疑是艰苦的，困难来自于各个方面。
首先是吃饭的问题。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我和母亲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不能在城市买粮食，一家人的口粮，只能来自父亲的每月30多斤的粮食指标，这显然不够吃，那时候也基本没有副食品，吃饭成了一个问题。父亲的人缘很不错，他的领导、同事知道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很多人把家里用不了的粮票给我父亲，这家三斤、那家两斤，再加上从老家亲戚那里搞一点粗粮，勉强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一直到1989年还是1990年粮食放开，不用凭粮票买了，这个问题才算是彻底解决。所以父亲跟很多朋友的友谊，都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再说一下读书的问题，其实这个对我的挑战也很大。因为在老家没有上过幼儿园，我入学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认识，只会10以内的加减法，也没有任何绘画、音乐等基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每天完成作业都是很艰巨的任务。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做美术作业，其实作业要求是在书上涂色就行，但是我和母亲没看懂题意，愣是把填色的画重新画了一副，然后又涂上颜色，一个美术作业做了3个多小时，折腾到10点多才睡觉。好在我读书的学校是父亲工厂的子弟小学，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就一个班，一个班30多个学生，老师也都是以前厂里的工人，学校的整体氛围比较轻松，给了我很好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
日子慢慢走上正轨后，城市生活还是充满了乐趣和温馨。1989年我家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住进了新房子，我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父亲从开小车调整成开班车，每个周末都会开车拉厂里的工人去附近疗养，崂山、九水、黄岛都是经常去的地方，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也会跟着一起，每个周末都像在度假。后来开始周末双休，工人疗养的范围就从青岛市拓展到山东省内，威海、烟台、潍坊、淄博、泰山也都成为周末经常光顾的地方。
我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没有辜负我父母把我折腾到城市读书的初衷。小学到4年级之后成绩就开始在班里领先，中考的时候跨区考进了青岛十七中，并且初中三年成绩一直在年级领先，中考的时候考上了青岛最好的高中，青岛二中。高中三年成绩也还不错，高三下学期开学后，我接受保送，选择了北方交通大学（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结束了我在青岛的读书时光。
因为进城后家里的生活水平逐步提升，我的学习也越来越好，这段时间其实家里的整体环境都是其乐融融，即使是在青春期，我和父母的关系也一直比较融洽。印象最深的是几件小事儿，体现了父亲的教育理念，现在想想，对我的学习态度和做人也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开始要求我通过抄《新华字典》的方式来学习文字，每天抄5个新字，每个字写10遍，学会怎么写，然后看看什么意思。其实工作量不大，如果能一直坚持，对语文的学习，应该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他不是每天都检查我的抄字本，偶尔隔一段时间会检查，但是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还撒谎说完成了。有一次检查后，因为欠债较多，父亲打了我，他说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完成学习任务打我，而是因为我欺骗他说完成了，打我是要我记住，不能欺骗，尤其是对父母。虽然父亲一直都很严厉，但是真的动手打我，次数还是不多，每次都有比较明确的原因。到了6年级的时候，也因为我撒谎的事情打了我一次，是因为我把他给我买的手表弄丢了，怕他生气，回家没敢说真话。父亲知道后很生气，打我的理由，依然是因为我撒谎，而不是因为我弄丢了手表。
在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段时间，我跟父亲最激烈的冲突，是在我选择保送到北方交通大学读书之后。以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如果不接受保送，自己参加高考的话，可能会考上一个比北方交通大学排名更好一些的学校，比如南大、浙大或者上交西交之类的。我当时接受保送，是考虑了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中第一点就是考虑了父母的心理承受能力。我觉得进入高三以后，我自己没有太多压力，但是我的父母心理压力特别大，我不想让他们去经历我参加高考、查分、报志愿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过程；第二点是考虑了城市，我很想去北京读大学，感觉当时北京除了清北，剩下的理工类学校，差别不太大，北航、北邮、交大基本都在一个水平线上；第三点是考虑了专业，在教导主任王金战老师和家里亲戚的指点下，了解了北方交大的通信专业还是比较强的，选择到北方交大，如果能读通信专业，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最终我选择了接受保送，当时父母也是支持我的选择的，至少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感觉父亲后来后悔了，他觉得我应该放弃保送，去参加高考，考一个排名更靠前、知名度更高的大学。那时候互联网不发达，也没有张雪峰这种自媒体达人，大多数家长，包括学生本人，其实对大学的专业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我父亲当时肯定觉得，我如果能去浙大读机械或者化学，也比去北方交大读通信要好。矛盾的爆发，是在一次他喝完酒回家，对我表达了他的不满，认为是我不够勇敢，不敢面对高考，所以选择了接受保送，退而求其次。我当然也很生气，因为我的选择，其实第一位考虑的是他和我母亲的心理压力。但是就像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不想做太多解释，我觉得他不懂，说多了也没用。
我和父亲的这次矛盾，持续了快一年的时间，我们基本不怎么说话，包括后来我到北京读书，也是我母亲来北京送的我，我父亲没有来。我读大学时候每周往家里打电话，也基本都是母亲接电话，他很少接我电话。
双城记
我1999年9月在母亲的陪同下到北方交通大学报到，开始了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也从此离开了青岛，跟我的父母开启了北京—青岛的双城生活。这一分开，就是20多年，我读书、毕业、结婚、生子，一直留在北京，而父母只在我儿子出生后的3年内，短暂来北京帮忙带孩子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分别居住在两个城市里。从1999年到2019年我母亲检查出胃癌之前的20年，虽然我父母先后经历了下岗和再就业，但是随着我读博、参加工作一直到后来提拔，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特别是2012年儿子出生以及2018年女儿出生，让父母体验了做爷爷奶奶的欣喜和愉悦，我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记录其中的几件小事，寄托我对父母的思念。
先来说一下我和父亲关系的解冻。随着大学生活的开始，其实我能感觉到父亲的态度没有之前那么强硬了，但是他依然不接我打回家的电话，让我妈妈接电话，嘱咐我在学校要好好学习、照顾好自己。1999年十一的时候，我去天津看望我的姑姑，跟天津的大伯一起吃饭，大伯知道我和我爸那时候的关系比较紧张，也知道原因。大伯跟我说，我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可以每件事情都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建议，但是不用每件事情都按照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去做，也没有必要每件事情都去说服父母接受自己的选择；同样的，父母的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出意见和建议，但是父母也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意见来。我们虽然是一家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限制，每个人所做的选择，都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不可能超出，也不可能所有的选择都被别人理解。大伯的这些话，我思考了很久，第一次让我认真的去考虑和父母的关系。大伯后来跟我说，我已经在北京读书了，每周打电话，就是报个平安就行，有些事情可以跟父母说，但是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父母说的来做。从那之后，我和父亲的关系慢慢就缓和了，有些事情我会征求他和母亲的意见，也会认真思考他们给出的建议，但是最终还是会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做事，也不会把全部过程都跟父母说，说多了，他们只会跟着操心。到第一学期结束，放寒假的时候，我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给父亲买了一小箱二锅头抗回了青岛，12瓶，每瓶250毫升那种，小绿瓶的；给母亲买了两条纱巾。虽然父亲说二锅头不如青岛的酒好喝，母亲说北京的纱巾太土，没法带，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欣喜。至此，我和父亲的那段“不愉快”也就算是过去了。
家里遇到的最后一次算是危机的事情，应该算是父母相继下岗了。老国企改革，青岛虽然不如东北那么激烈，但是也没能幸免，很多老旧产能淘汰更新，包括青岛的棉纺织厂、化工厂等，都在其列。先是母亲在2000年“内退”，其实就是下岗，厂里每月还发一点儿钱。家里有个大学生，母亲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在家闲不住，开始了各种打零工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去一个招待所收拾房间，一天能有100多块钱，每周休息一天，一个月还不到3000块。我放假回家知道母亲开始打零工之后，劝她不要出去工作了，我在北京干点儿家教就可以把这个钱挣出来。母亲不同意我出去干家教，怕影响我学习，但我还是从大二开始做起了家教。周末两天，每天安排2-3个小时，每个周末就可以挣600块钱，一个月下来并不比母亲挣得少，但是她也依然没有停止做零工补贴家用，一直到父亲也下岗。2001年，父亲也光荣“内退”，我记得也是个假期，我在青岛，父亲回家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一脸的沮丧，情绪很低落。我现在能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一个在工厂里工作了差不多半辈子的人，在50岁的年龄，被厂里“内退”，孩子还在读大学，未来还要结婚、买房、生孩子，可想而知父亲那时候的压力。我那天晚上陪父亲喝了点儿酒，应该是我第一次陪他喝酒，之前我其实也偶尔喝酒，但是从来不当着他的面喝。我开导他和母亲，我说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来了，现在再艰苦，也不会有刚从农村搬到城市那一年艰苦。现在母亲打零工，挣得不比在厂里时候的工资低；我在北京做家教，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完全可以覆盖，还能给家里上交一些钱。后来我们商议，父亲不出去给别人打工了，自己买一辆小货车做市内短途的货运，看看收入怎么样。母亲在家给父亲做饭，也就不去继续做零工了。后来证明，这条路是对的，父亲的生意慢慢打开，半年后差不多可以稳定在一个月6000-8000块钱，比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挣得多多了。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又陪父亲喝了点儿酒，父亲有点儿微醺，情绪激昂的说，打算再干10年，给我在北京买房挣个首付。还说离开工厂太晚了，早知道外面挣钱这么多，应该早10年就主动办理内退的。
这段时间，对父母来说，最高光的时刻，一定是我保送去清华读书那段时光，不仅圆了我自己的“清华梦”，也解开了父亲心中一直淤积的那个疙瘩。因为大学期间成绩一直很突出，2002年9月，我以北方交大电信学院通信专业年级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拿到了清华大学电子系直博生的考试资格，并成功通过清华大学电子系组织的笔试和面试，拿到了清华大学电子系2003级直博生的保送资格，师从杨知行教授，研究方向是卫星通信。我自然是很高兴，但是更高兴的应该是我父亲，我依然记得2002年十一回青岛时父亲洋溢在脸上的笑容，是那种许久不见的，发自心底的幸福和满足。清华的读书时光很快乐，杨老师对我也很支持，2007年12月，在入学4年半之后，杨老师同意我提前半年毕业。父母来北京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我带他们逛了清华园，去了我的实验室，后来又带他们去逛了交大、天安门、天坛，算是比较深度的一次北京游。我穿着博士毕业服跟父母照的一张相片，成为后来父母最满意的一张家庭合影。
我在2003年在清华大学做毕业设计期间认识了我的夫人王媛，在恋爱3年后，于2006年5月结婚，那时候王媛还在北京大学药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俩同是2003级的直博生。我2007年12月从清华毕业后，2008年5月入职中国移动集团市场部开始了职业生涯；我夫人2008年7月博士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大学药学院工作，成为一名青年教师。2012年，金豆儿出生，我父母升级成爷爷奶奶，开启了我父母的第二段高光时刻，我父亲心中的那种得意，无以复加。金豆儿的出生，也让我得以有机会，跟父母又开启一段共同生活的时光。从2012年4月，到2014年9月金豆儿上幼儿园这两年半的时间里，父母和姥姥轮流到北京来帮忙看孩子，每1-2个月轮换一次。虽然育儿的过程中不免有各种磕磕绊绊和理念冲突，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度过了一段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的快乐时光。金豆儿上幼儿园之后，寒暑假妈妈都会带他回新疆的姥姥家，但是短假期我就基本带他回青岛看望爷爷奶奶了。父母带他去海边挖沙子、抓螃蟹，去海里游泳，都是他最喜欢的项目。
2018年糖豆儿出生，父母在有了孙子之后，又有了孙女，更是开心得不行。糖豆儿出生满月的时候，我母亲在北京帮忙，父亲跟一帮亲戚朋友在青岛聚餐庆祝，自己喝得大醉。2019年的元旦，父母来北京看孙女，也是我母亲查出生病之前的最后一次快乐的欢聚时光。那时候母亲还一点儿都看不出生病的样子，全家人出去吃饭，胃口依然很好，体力可能比几年前带金豆儿的时候略差一点儿，但是身子骨依然硬朗，精神依然矍铄。没有人能想到，在几个月后，母亲就会查出胃癌，而且是中后期，从此开始了几年的治病时间，在短短不到7年的时间里，父母相继离我而去，从此天人两隔。
生老病死
2019年的4月，母亲查出来胃癌，3期B，医生说如果切除，可能要切除全胃。本来想先通过中医治疗一段时间，后来效果不理想，还是在7月份做了手术，切除了3/4胃。术后母亲恢复得不错，3个月复查、半年复查、1年复查、1年半复查、2年复查、2年半复查，所有的指标都很好，我以为母亲会逃过一难，从胃癌中痊愈。结果2022年7月，术后3年复查的时候，发现有癌细胞转移，而且有4处位置疑似转移。我还是不想放弃，带母亲到北京进行癌细胞筛查，希望能找到有效的靶向药对癌细胞进行控制。然而就在靶向药的筛查过程中，2022年8月9日早晨，母亲在睡梦中突发脑溢血，北医三院急诊的医生判断开颅施救能救回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于是母亲在当天19：00左右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是坚强的，在手术之后的三年间，她依然乐观，坚持锻炼，坚信自己能恢复，一如我们期望的那样，但是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
母亲去世后，父亲坚持要在青岛自己一个人生活，否决了所有给他提出的其他选项。他的身体那时候看起来还行，能照顾自己。我只能顺从他的意见，争取每个月都能回青岛看看他，陪他吃几顿饭；假期能带金豆儿或者糖豆儿回青岛陪他几天。但是这种日子也没能过太久。在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2023年4月底，父亲便血，查出来结肠癌。我带他到北京，手术、化疗，治疗了一年多时间，肠癌治好了，但是因为各种阴差阳错，最终留了个“尾巴”，造了个瘘。2024年的7月份，父亲坚持要回青岛生活，因为有个瘘需要料理，而且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我给他请了个阿姨做饭和打扫卫生。回去之后，感觉生活慢慢又回到了正轨，父亲的身体也在逐渐恢复。然而，母亲术后复查的经历和他在北京期间一年多的治疗，让他不再相信医院的检查，因此他回青岛后，坚决不去医院复查病情，这也为后来的脑梗发病留下了隐患。除了不去医院复查，父亲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因为觉得自己身上有个瘘，别人会看不起他，因此他变得不爱出门。生病前父亲每天早晨和下午会下楼锻炼两趟；治疗回青后，他每天只有早上比较早的时候会下楼溜达一圈，差不多半个小时时间，然后去早市买点儿菜就回家了，之后一天都不会出门了，锻炼时间也大幅减少。
2025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还休假带金豆儿回青岛住了一周，给母亲过了3周年的纪念日。父亲从2025年的6月起就说他右侧胳膊有些疼痛和麻木感，贴过膏药，阿姨也每天给他按摩，有些效果，但一直没有除根儿，我几次回青都说要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他坚持不去。8月底那次回青，因为在家待一周的时间，我又动员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他还是坚持不去，说天气太热，等天气凉一点儿再说，如果到时候还不好，再去医院检查。虽然后来父亲脑梗住院后，我跟医生讲过这段经历，医生觉得当时的病症不像是轻微脑梗的症状，感觉这次发病更大可能是父亲年轻时候（大约30年前）右侧大腿深静脉血栓的栓块脱落造成的，但我还是有些自责，没有坚持带父亲去医院做个检查。然而后悔是没有用的，我和父亲后来的相处模式，更多的就是相互让步，尊重对方的选择，他坚持的事情，其实我很难能改变他的主意。
再后来，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个场景，2025年9月3日，父亲突发左脑大面积脑梗，抢救、转移、康复、一直到去世。父亲走后，我在处理后事的时候思考过这个问题，2000年的那个寒假，我与父亲和解，是充分理解了对待父母的态度，“顺”比“孝”更能与父母和谐相处，这也的确让我和父母在后面20多年的相处中，关系一直非常融洽。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处方式，导致父母有些行为显得很任性。比如说他们退休后，我给他们安排的全身体检，他们坚持不去，我劝说过几次，甚至有一次把钱都交了，他们还是不去，我也就放弃了。如果当时我能坚持要求他们去做体检，不惜翻脸要求他们去做检查，可能他们俩都能通过消化道腔镜检查提前发现并处理息肉，从而避免后来罹患消化道癌症，可以更健康的生活若干年。然而，这只能是如果，这种遗憾和自责，我只能留给自己的余生，去慢慢体味了。
怀念我的父母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和善良的一生。无论在农村，还是后来进城生活，母亲始终是家里家务活的顶梁柱。我脑海里回忆母亲最多的场景，就是每天清晨母亲做完早饭叫我起床的笑脸以及每天放学回家时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她一生不与任何人为敌，不欺负任何人，在所有跟她交往的人口中，都是那个“好人”。母亲去世后，父亲为母亲的墓碑上选了“仁厚勤俭、恩惠传承”作为母亲一生的写照，我觉得这两个词很好的总结了母亲一生的勤劳和善良。
父亲的一生，是要强而倔强的一生。结婚时为了要一个儿子而放弃入党；我7岁那年为了让我进城读书而克服万难举家搬迁；在我接受保送读大学之后因为不满我的选择而近一年的时间不跟我说话；在脑梗病发逐渐康复至清醒后选择拒绝治疗……他一生要强，始终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在他能做到的范围内，一定要做到自己认为的最好。我对父亲的感情，从崇拜到质疑、从妥协到理解。如果不是他的要强和倔强，他可能会多活几年；但是有可能，我也还在老家，过着青岛郊区的普通生活。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但是这绝对不是父亲想要的。
明天就是父亲去世半年的纪念日了；再过几天，也到了母亲去世四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母亲，希望父母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病痛，安详生活。我会常常想念你们，也会常回青岛探望你们。
儿子：小波
泣于202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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