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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大意】 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出产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溪出产的铜，天下都认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就委任君子；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 【延展】 司马光言，“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古代君主用人，多取德才兼备。考诸历史可以看出，在天下纷乱时，往往更看重才干。而国家安定时，对德行的重视度就大幅提升。在非常时期，一些有为的雄主用人的时候，迫于人才紧缺的形势，也会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但是，唯才是举绝不是忽视德行。 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纠合诸侯以伐宋的途中，遇见贤才宁戚，就想用他。面对臣子的劝阻，桓公说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话，《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一段故事。其臣说，宁戚是卫人，不如派人去打听一下他的口碑，“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说：“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 显然，齐桓公采取的是“唯才是举”的策略。这种用人思路，吸引了管仲、宁戚等一批大才辅佐，成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霸业。 贞观六年即632年，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用人导向问题。而魏征之答，道出的正是用人标准变化的原因：“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在纷争时代，唯才是举。原因在于，才在“破”上极为关键，谁得大才谁就可能使国富民强，甚至扭转乾坤、赢得天下，而重才产生的用人导向，更能吸引天下有才者归之。在承平时期，就必须德才兼备方能任用。这时，正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治国需讲究“烹小鲜”的功夫，此时即便大才也往往只有慢火徐图之功，而无立竿见影之效。社会对德的要求也变得更高，正所谓“上行下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德若不佳，则会产生极大破坏效应，影响社会风气，甚至影响为政的公信力。若重才不重德，则一面“立”而一面“破”，无异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唯重德才兼备则皆致力于“立”，方能致善治。同时，更产生强烈的用人导向，使贤人近、小人远。 在德与才的问题上，康熙见识亦很深刻。他认为：“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1687年，康熙对吏部说：“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恣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显然，康熙着眼的还是承平时的治理而非纷乱时的虎争，其结论也正是在治理实践中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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