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八)

  第六部 风云变色

  第十五章 祖父遭难

  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和父亲回到青岛两个月后,父亲向青岛市「日伪产业处理单位」买下了武定路三号的住宅,这处房子是西、日式合璧的,面积约有700平米,客厅是西式的,地上铺着柚木地板,卧室是日式的,地上是榻榻米,一共有四大间,以日式拉门隔开,此外,前面还有一个走廊、一个院子和一个很大的地下室,庭院两端还有两间约70平米的屋子。

  由于在此之前半年,大妈已先来青岛治疗眼疾,住在积德村的五姥爷家,父亲购得此处房产后,我和大妈在新历的12月底搬了进去,总算是安定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祖父已经七十余岁,福春行也遭八路军进驻多时,并且当成了石臼所的指挥中心,祖父的生意虽已经停顿多年,但仍和祖母及二叔一家住在福春行对面的祖宅里面。

  由于父亲担心祖父的安危,立即写了信要祖父带着全家人来青岛同住,无奈祖父不愿意,最后只有母亲和大弟、大妹以及堂姊和姑母家的表姊、表兄弟同来。此后父亲又三番两次派人去石臼所苦劝祖父一定要来青岛,以免万一遭遇不测,无奈祖父和祖母无论父亲如何劝说,都不愿离开老家,二叔、二婶也坚持留在老家陪伴。

  八路军虽然来了石臼所,但对一般商贾和地主并无任何逼迫对待之情事,是以祖父认为安全无虞,暂且先做观望,等情况有所变化时再走也不迟。何况老家里还埋藏着营业四十多年赚来的大笔黄金,而当年石臼所并无银号,即便有,祖父也不会把银子存放在银号里,而当地所有富户也都是将黄金埋藏在家里。此时如果离开老家,势必无法将这些金子全部带走,一生心血将化为乌有,这才是祖父不愿离开老家的主因。

  父亲无奈的感叹着说:「不就是为了那些藏起来的金子吗?」

  不久之后,八路军在石臼所和国军发生了十分激烈的争战,此时村中有好些善心人士力劝祖父先到青岛避避风头,但祖父认为他一生扶贫济困,和邻舍相处亦十分融洽,应不至于遭到不测。

  一九四七年六月,阴历七月初五,当晚国军三十八师和共军在石臼所对峙,情势十分严峻。由于祖父当时除了是石臼所的富商和地主外,还因多年行善之故,遭指控为「善霸」(恶有恶霸,当然也可说「善有善霸」),被一群极左派份子绑至石臼所三爷庙后的刘家林,以石头和乱棍活活打死,据说死状甚惨!

  其实祖父行善多年,也未曾得罪过什么人,所谓善有善报,其实只是空话一句!当时曾有人将「老百姓」这三个字改成「老不幸」,真乃一针见血的说法!

  祖父死后,二叔立即发电报给父亲,电文只有二字:「父故」。

  父亲收到电报随即赶回石臼所,听取了事件发生经过,立即悬赏二十两黄金给抓到凶手的人。

  回到老家后,父亲也换上了白色大褂孝服,将祖父遗体埋葬至二林家族墓园,据说沿路有数百乡亲跟在后面哀泣,场面十分壮观。之后父亲办了一场谢饭仪式,邀请众乡亲参加,每人还发了一元大洋。返回青岛登船前,众人都拉住父亲的腿哭泣不已,要求父亲不要离开,但迫于情势,父亲仍返回了青岛。

  大约十来天后,石臼所当地国军指挥官发电报给父亲,表示已拘捕到好几位凶手。父亲又再次返乡,并要求部队将为首之凶在祖父坟前击毙。

  至此,父亲杀父之仇已报,仇恨已了,也未再对其他附从的人加以追究。父亲打赏了二十两黄金,向他们道了谢,又返回了青岛。

  (曾有人指责父亲战后未及时将祖父接至青岛同住,致使祖父在「土改」时遭清算斗争致死,称父亲为「狼性」,但事实上祖父之死是在「土改」之前,和土改并无任何关系。且若祖父愿意来青岛,自己就有帆船可以搭乘,并不需要父亲派船去接。)

  由于祖父的惨死,全家人和亲戚都吓坏了,继祖母、外祖母(大妈的母亲)、二叔全家、三位姑姑和表兄弟姊妹等,立刻紧急携带了若干细软,乘坐祖父的福永茂和福增茂逃来青岛投奔父亲。

  此后,又陆陆续续有更多亲族友人,络绎不绝的都来了青岛投靠父亲,其中不乏过去对父亲十分不友善,甚至提告过父亲的人,比如当年石臼公局的委员:刘运东、刘庄一等,父亲也不念旧恶,照样接待他们。

  而当年曾跟祖父私下购买了父亲店铺的陈祥卿一家,此时也来了青岛,生活陷入困境,父亲也颇为同情他的遭遇,先给了两千元金圆券让友人白善斋转交陈祥卿的儿子陈绍伊。过了个把月,陈祥卿卧病在床,日子又过不下去了,于是又让他的儿子托白善斋来找父亲,还拿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当年那份买屋契约(红契)和一份和解书,说是要将该份契约还给父亲,以了结多年的恩怨。父亲看到这份红契,说:「那好吧!我再给他三万元,你明天晚上替我邀上我们的老友全来这里吃饭,我叫三桌「春和楼」的外烩,大家聚一聚吧!」

  此外,战前胶州警察局长侯芝庭全家也到了青岛投靠父亲,还有逃难时另一位担任父亲游击队秘书的袁介臣。抗战胜利后,青岛市轮船航业同业工会又恢复了作业,父亲此时被推选为公会理事长,于是又请他担任主任秘书,也住在我家。

  记忆中那时武定路家里住了三十几人,光是客厅地板上就睡了十几人,还有战后收回来的青岛市长安路「长记里」二十三至二十五号的五十四间房子,每间约70平米,也都住满了八竿子打得着和打不着,一表三千里的亲戚。有能力工作的,父亲就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去做点小生意,或是让他们上长记的船上去做事。

  这么多人住在家里每天吃吃喝喝,记得那时家里厨房的大灶几乎二十四小时都蒸着馒头,父亲的厨子也忙得不得了,伙食开销十分庞大,但我从未听父亲有过任何抱怨。

  由于这段期间家中住的人口实在太多,父亲又不时得接待客人,应酬不断,因此父亲便搬到了冠县路一百零七号长记公司楼上去住。

  记忆中,父亲若在青岛时,几乎每天都让中山路的「春和楼」厨子到长记公司办外烩,或是到在中山路的「春和楼」宴请政商名流。

  「春和楼」开业于一八九一年,招牌是「康有为」题的字。打从父亲二十四岁起到青岛坐庄时,就经常在此宴客,战后「春和楼」更成为青岛最知名的餐馆,也是当时青岛党政要员及上流社会聚会乔事指定的场所,可说是父亲专属的餐馆,记得曾经连续三个月,我和大弟每天都吃春和楼的佳肴美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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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春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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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由右至左:春和楼现任董事长沈健基贺郁芬贺照群)

  此外,还有一位我的同宗堂弟贺久林,一九四八年,大约十岁时,也逃难到了青岛,因为家境贫困,听人说可以上长记找父亲帮忙,到了长记后,向父亲说明了来意,父亲问了他是哪家的孩子,随即从抽屉里拿了两块钱美元纸钞给他(当时两块美元能买五袋洋面粉),之后他也去闯关东,到了黑龙江,并在那儿结婚生子。事隔几十年后,贺久林对父亲的救难之恩仍缅怀在心,多次托他任职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儿子贺照田(1967年生于黑龙江,祖籍山东日照贺家沟,北京大学文学硕士。1998年4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1996年至2004年4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理论编辑,2002年9-10月殷海光基金会访问研究学者,2002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2003年10月-11月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学者,2004年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2004年4月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室工作,2004年12月晋升为副研究员,2005年9月至2006年7月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受聘来台做交换教授时,设法寻找贺仁菴的后代,但一直都没找着,后来终于在2011年夏天和小妹在台北见到面,我们才得知还有这段往事。

  同年秋天,我返乡时去贺家沟看他,他还掏出了后来特地去换的两张一块钱美元纸钞给我看,说是每当想起父亲曾经在关键时刻接济他的事,就拿出那两张一元美钞看看,思念父亲当年对他的帮助,也一再跟我诉说父亲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大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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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賀久林手持一元美鈔與與賀中林合影)

  一九四六年初,日照一中在青岛恢复办学,名为「日照一中青岛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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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青岛日照临中)。

  学校中有为数众多来自日照的学生,那年的寒假,因为战乱之故,较一般时间长,学校又暂停供应伙食,此时校长曹希唐找上父亲,看看能否提供一些临时的工作给学生。恰好亨春轮定期进船坞做检查及保养,需要大量工人敲除船壳上的铁锈,同时将附着在船底的贝类清除干净(一般轮船外壳钢板每两年就得重新将铁锈敲除,重新上漆,否则铁锈会加速钢板的腐蚀)。

  这些工作本来是船坞工人要做的事,但父亲要求船坞负责人将此工作转给青岛日照临中的学生来做,并发给学生每人一支船坞的铁锤,给他们当作通行证,伙食和工资则由长记负担。

  二0一四年我返回日照探亲时,也拜访了一位当年曾经在青岛日照临中念书的耆老时培杰先生,他亲口对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在一九四六年进入青岛日照临中,长达三个年头,学校中的事知道的很少,唯独对您父亲贺仁菴这个名字,记得很清楚,估计凡是日照人,老幼皆知。

  一九四六年贺仁菴的商业已发展到顶峰,是日照和青岛的首富,在青岛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当年日照临中的同学都在背后议论,说长记轮船公司是日照临中的「经济靠山」,校长经常去长记,每逢学校演话剧,都有同学代表给长记公司送票券,一次都是几百张,藉以感谢。

  贺仁菴是一位乐善好施、关心青年的人。一九四七年,因为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学校,寒假放的特别长,学校食堂停炊,一部分无家可归的学生,一时生活无着,心急如焚,在此关键时刻,贺仁菴伸出救援大手接纳学生,给亨春轮敲铁锈,在那荒乱的时代,能求一天能吃个温饱也就不错了....」。

  父亲资助青岛日照临中办学经费,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为时三年多。而我因抗战时期跟着父亲颠沛流离,并未进入正规学校念书,回到青岛后,父亲先把我和大弟送入了当时青岛市长李先良办的「抗建中学」念书,日照一中在青岛复校后,我和大弟又转到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

  由于战后长记在上海也设有分公司,而父亲又经常往返青岛和上海之间,上海当时已是个十里洋场,可以见到的世面和学习的新事物较多,一九四七年春,我和大弟泽林被父亲送到了上海私立「新华中学」就读。学校分高中部和初中部,各有三个班,我那时十七岁,念高一,大弟十三岁,念初一。由于我自小习字多年,学校办书法比赛时,我还得了全校第二名。

  而贺寿千因在青岛无事可为,全家也都到了上海,还报了户口,领了新的身分证,还改了名字,不知道为什么也帮我和大弟办了新身分证,不过却把我和大弟的身分证上的名字『长林』改成『中林』,大弟『泽林』改成了『华林』,身份证上贴的照片跟我们学生证上的照片是同样的。当时我和大弟都住在学校,也没人要他帮我们办新的身分证。后来贺寿千说是因为时局很不稳,我们原来的名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为了安全起见,更名较为妥当,因此来台后我们也只能持上海身分证上的名字登记户口。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部队已撤守东北各地,但青岛仍有美军第七舰队驻防,美军仍想以此地作为驻军基地,所以中央下令青岛不能撤退。但连云港和天津都已陆续沦陷,因此长记仅剩青岛往返上海及台湾的航线,载运客、货。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战事越演越烈,平津相继失守,上海也危在旦夕,学校开始停课,四月中,上海局势也紧张了起来,恰在此时,外祖母去世了,父亲将我们兄第二人叫回青岛奔丧,办完丧事后将外祖母安葬在青岛市的万国公墓。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回过上海。

  四月底,上海也已遭共军进驻,局势十分险恶,长记的轮船由上海返回青岛后,上海航线也被迫停航,仅剩青岛至台湾的航线仍持续往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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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三十八年五月大民报亨春轮航班通知)

  第十六章 东北大撤退

  一九四五年,日军在中太平洋的几个岛屿据点陆续被美军攻陷,日本已成强弩之末;同年八月,美军在广岛丢下一枚原子弹,日本仍未投降,此时与日本签有「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立即投机取巧,对日宣战。接着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日本天皇见大势已去,宣布愿意接受无条件投降。苏联随即进驻大连,并接收了日本留在此地的大量武器。

  苏联与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原本是「同盟国」,但此时不但不肯将大连归还国民政府,甚至还协助共军在东北各地建立了若干根据地,千方百计阻扰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

  一九四六年,八路军在东北的人数约百来万人,自此时起即不断与国军部队在此围攻交战,而东北地区冬季气候严寒,气温经常在零下一、二十度,由于苏联政府的支持,国军的配备远远不及共军,国军派赴东北的部队没有足够的御寒衣物,导致士兵无法适应天寒地冻的环境,意志沮丧,屡战屡败,数度接连战败后,斗志越发消沉!

  若干自东北回来的乡亲曾说,东北地区民间对于国军在此地战败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国军上级长官曾下令收编一些抗日游击队,无奈这些队员遭收编后,却被指成只是一些没有经过训练的老百姓,因此只有少数人被留下来,其余大多数人均遭解散,所以当时有段顺口溜是这么说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干八路!」,这些人对国民党自然十分不满,为了有口饭吃,去投靠八路军也是很自然的事。

  一九四六年八路军在东北的人数约百来万,至四七年时已增为二百余万人,到了一九四八年更激增到了三百万人之多,这句顺口溜显然确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十月,国军在东北和共军的战事连连失利,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开始准备撤退工作。由于八年抗战期间,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均被挖成数段,陇海铁路各站虽有国军驻守,但所行经之黄河铁桥、沂河铁桥亦遭炸毁,此举严重影响国民政府的军公大员,无法迅速往东或北行,前去沦陷区办理接收工作。

  由于共军的干扰,因此国府自南京派赴东北的接收人员只能以大连北方的营口作为起迄港口。

  「营口」坐落于辽宁省的辽河边上,原名「牛庄」,原本仅是个小港,但至一九四八年时,已经是个十分忙碌的城市和港口了

  当时国民政府的招商局,虽有二十多艘轮船,却难以支持撤退工作,原因是战事系在东北地区进行,而撤退又多在仓促中决定,而招商局的总部又设在上海,船舶亦多泊于上海地区,若由上海派船去东北,缓不济急,不如就近征船为宜,因此这个撤退的任务又找上了长记轮船。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交通部下令征用长记公司的轮船,要求「迎春」、「得春」、「利春」、「元春」及「亨春」等轮于十月二十九日前必须驶抵「营口」,泊锚等候命令,以便载运即将自东北地区撤退之军队残部及军公人员。

  父亲一生虽非国民党员,但爱国之心却不输给任何一位忠贞的党员,甚至犹有过之,对国府的命令向来服从到底,未曾有过怨言,因此接获支持撤退工作时是全力以赴,不分昼夜立即调派船只,即使船上载有货物,也是先将货卸下,以国家任务为第一优先。

  十月三十日,迎春、得春两轮各挤上了四百余人,比起一九四五年复航时载运的人数还多。由于是紧急撤退,能载多少人算多少,船上几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是站着,甚至连头等舱的卧铺每一间都挤进了七、八人,值此逃命关头,有船可搭已是万幸。

  此时郊区已传来隆隆炮声,迎春、得春立即启航,至青岛下了部份人员后,继续开往上海后又再返回青岛。

  元春轮于三十一日又紧急载上了大约七百人,大部份都是部队的伤员,少数是公务人员。该轮行经辽河口时,岸上共军小型炮火不断射击,泊在海上的数艘国军军舰立刻予以还击压制。元春轮幸未遭炮火击中,船驶至青岛后,旅客全数登岸,伤员立即由军车转送至医院。

  参与营口撤退的船只,除了长记的轮船外,还有极东公司的一艘船以及海军的LST(中海号坦克登陆舰)十余艘,国军部队在营口的炮火连天声中撤出后,东北地区全面易手。

  随着国军节节败退,一九四九年一月,刚过完元旦没几天,得春轮和利春轮又奉令驶抵辽宁省的「葫芦岛」,准备载运「辽海商船学校」的师生和当地的公务人员,撤退时船上也像难民船似的挤满了人。迎春轮则奉令去河北省「秦皇岛」负责撤退工作,该地守军部队仍然由LST载运,由于此地并非战略要塞,共军也未进攻,因此撤退颇为顺利。

  数日后,得春、迎春、元春、利春四轮又接获新的命令,支持「天津撤退」。此时天津直东公司的北极轮和肇兴公司的一艘小船,也加入了撤退任务,每艘船上都挤满了乌鸦鸦的人群。时值冬天,船长唯恐寒流来袭、天津河可能会突然结冰,船若被冻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命令所有轮船都先驶进『太古洋行』的码头,再进入于家堡,待确定回航至青岛所经航线不会遇到河面结冰后,才敢开航返抵青岛。

  接着,亨春轮又接到命令,至天津大沽口的北塘停泊,负责撤出防守大沽口的部队和天津市区的国军部队以及辎重。

  撤退时,司令官命令船长先将军用吉普车、迫击炮等辎重吊进货舱,载至吃水线才停载。船长一看不得了,怎么能载这么多重物?于是经再三请求司令官后,才将部分车辆卸下码头。

  不料,接着又开来了二千人的部队,二话不说立即登船。倘若仅仅载运这些人员,这个数目就已经是超载了,何况每个人身上还带着枪械弹药,这使得船又超出吃水线甚多。

  没想到正要开船时,码头又出现八百余人的部队要求登船。司令官断然拒绝,岸上的指挥官立刻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既然你们如此无情无义,那就别怪我们狠心!」

  由于他们是负责断后的部队,怎么可以丢下他们不管?

  这时岸上部队立刻架起了迫击炮,声称如果不顾他们的死活,径行开船,他们就开炮射击,大家同归于尽。

  当时天津市区已经全部弃守,若再不速速离去,可能就走不成了。司令官考虑了一阵子,先命令船上官兵将武器全数丢入河中,只在船艏、船尾各留了一挺重机关枪,岸上部队也只准许人员登船,武器弹药一概丢入河中。即便如此,亨春轮的载重也已超出极其危险程度。所幸海上风平浪静,两天后,亨春轮平安进入青岛大港。

  撤退时混乱的情况是我的一位在亨春轮船上担任船员的表兄刘克纪事后叙述给我听的,其危险紧张情况,宛如「敦刻尔克大撤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执行的一次战略性撤退。德国军队瓦解了法国马其诺防线后,包抄英法盟军,盟军撤至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的港口敦刻尔克,为了避免被德军围歼,执行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撤退行动。撤退过程中,英国皇家空军与德国空军爆发了激烈的空战,最终英国仍得以动员各种大小船只,将大部份的士兵撤离欧洲大陆。),若非身历其境,根本无法体会船上船员们是如何提心吊胆,每个都被吓出一身冷汗的滋味。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拍照留底。

  青岛大撤退

  青岛向来为山东地区国军进出要塞及战略物资补给通道,当苏联势力进入东北后,美国也以青岛作为基地,迅速进驻了海军陆战队和第七舰队,以制衡苏联,藉以提升青岛的战略地位。

  一九四八年底,国军主动撤守烟台后,山东地区除青岛、长山八岛外,其他地区全为共军所盘据,而长山八岛与青岛相隔遥远,青岛实际上已遭围困成为一座孤岛。

  青岛一九四五年总人口数约六十余万,到一九四八年陡然增至一百余万,这些人要吃、要喝、要住,给青岛加上了一个大包袱,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成为孤岛后的青岛更出现了严重粮荒,加上此时金圆券贬值速度之快难以想象,一九四七年底,大约二千元即可维持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时,市面商家已不收金圆券,仅剩邮局还收,此时到邮局寄一封信,得贴上五百万元的邮票,物价较之前增长几十倍,为全国之冠,更加使得人心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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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五百万元邮票)

  由于共军仍不断在外围干扰,青岛情势相当危急,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共军又发起了青岛、即墨围攻战役,国军虽有与共军数量相当的守军,但青岛市发电厂需用燃煤因胶济铁路已为共军所占据,来源断绝,一但存煤用尽,发电机将停止运转,则不只是无电可供照明而已,甚至须靠电力抽水的自来水亦将停摆,全市将陷于无电亦无水可用之困境,国军势必无法应战。

  此时「山东省政府」及「青岛市政府」异常着急,虽知以青岛市之情况迟早必将撤守,然迄今未接获撤退命令,且军方对青岛何时撤退一事又极度保密,而美军此时仍希望国军继续驻守青岛,因此不知尚需留守至何时,但倘若一但停电、停水,势必将引发不可收拾之暴乱。

  山东省政府和青岛市政府为了替青岛电厂解决无煤可用的窘境,双方便共同委托了长记公司以亨春轮协助载运他们向《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征调来的布疋九二一二疋和《齐鲁公司》的橡胶轮胎三百个,准备来台出售,并准备将出售所得购买燃煤运回青岛,以供电厂发电之用。同时搭乘此船一同来台的还有大约二千名部队(军长为赵麟)。

  父亲深知此事攸关重大,亲自押船来台处理出售及换煤一事,我和大弟也一同搭船来到宝岛游览;由于当时青岛的吉普车十分廉价,一辆只要二两黄金,所以来台之前父亲还让长记公司的秘书买了十辆吉普车运来台湾,自己留下了两辆,其余出售。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亨春轮自青岛启航,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进入基隆港,当时基隆港内到处都还是抗战时期遭盟军炸毁但尚未打捞出水的沉船,仅仅露出船头、烟囱或是船尾,景像是一片凄惨。亨春轮停靠在基隆港十八号码头,我们随即登岸。当晚父亲带我们入住台北市博爱路的「永大旅社」。

  隔天一早,船上的布匹与轮胎开始卸货,花了大约一天时间。不料刚卸完货,父亲又接获通知,青岛市已决定在六月一日全面撤退,下令亨春轮即刻回航。

  五月三十日亨春轮返抵青岛,除亨春轮外,此时长记公司还有另外四艘轮船(得春、迎春、元春、利春)泊在青岛港内,也遭「青岛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将军全数征用,奉令载运青岛市的公务人员与眷属来台,长记职员和眷属也可登船。

  这个消息,让父亲十分错愕也措手不及,由于仍须协助山东省府处理布匹相关事宜,因此我们并未随船返回青岛。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长记的五艘轮船(得春、迎春、元春、亨春、亨春)全部自青岛启程,航向了台湾。

  除了一艘已经报废了的承春轮外,当时留在大陆的,还有青岛及日照的多处房产土地,以及父亲于战后购入的一辆美国黑色克赖斯勒(CHRYSLER)轿车和祖父的两艘五桅大风帆「福增茂」、「福祥茂」。

  此去经年,直至一九七六年父亲去世,再也未曾返回青岛。

  母亲曾回忆起撤退时的匆忙:五月三十日上午,接到沈鸿烈前秘书长徐冠羣的电话,立即收拾一些重要细软,父亲的汽车也随即来家中载了两趟;第一趟先让母亲带着大妹和两个箱子登上亨春轮船长室,第二趟大妈自己带了两个装着十几万美金与数百两金条的箱子,登上了亨春轮。

  台南昆山大学董事长李士崇先生和他当时任职于山东省政府的哥哥,也在匆忙中搭上了长记的「利春轮」来台,他在《来台六十年感怀》一文中描述了青岛撤退时的情况:

  「....船在匆忙中起锚出港,码头上仍有许多人未及登船,亦有人乘小船追赶而落海的。撤退时的惨状,恐怕不祇有青岛一地而已,第二天依稀听到共军攻城的枪炮声。船的吨位小,颠簸的厉害,舱位少,人多拥挤,生活环境甚不理想,但少有人抱怨,大家都体认到有此逃命机会已是万幸了.......!」

  鲁籍乡亲前辈李梦九先生也曾在他的一本着作《山东乡民对日抗战暨反共纪实》中描述了他离开青岛时内心的不舍:

  「当我站在那艘船的甲板上,依依难舍,大陆国土、故乡的亲族友人.......,留在青岛的诸多亲人,一直再二再三的遥望,直到再也望不到青岛市,才转身入舱,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时并未料到,这辈子无论是人或船都再也回不去青岛了,所以母亲也没将房产证这些重要数据带来。而同样没料到的是,在刘安祺将军的指挥下,长记的轮船除了先后载运了无数的山东地区的政府官员及物资撤退来台外,此后举凡福州、定海、广州、嵊泗列岛、榆林港之撤退,长记轮船全都奉令参与其中。

  在《山东人在台湾》工商篇一书中,也曾记载了这段艰辛的撤退过程:

  「……1949年全国各港口历次之弃守、撤退,长记轮船公司之船舶无役不与。」

  定居台湾

  青岛既然已经撤退,看来一时之间是回不去了,因此父亲立即着手找寻可让公司和全家人的落脚之处。父亲先在基隆顶了一户大约一千五百平米的房子,将其登记为长记轮船基隆分公司,又在台北市厦门街九十九巷十七号,顶了一户大约七百平米的日本式房子,登记为「长记轮船公司台北总公司」,并打算让家人也在此居住。

  我和父亲住进去的第二天,祖母、二叔、二婶一家,大妈、妈妈和大妹也都到了台湾,同来的还有大妈娘家的一大群亲戚,计有已婚的四表姐刘克莹、得叫我叔叔的刘曾芸,刘曾康和牟善兰(其父就是在抗战期间拿走大妈三万银元救国公债的西郡表哥)、牟善珍、五表姐刘克珍、五舅刘兰舟全家十二口人,同时来了这么多人,厦门街怎么挤得下?于是父亲赶紧又在附近的绍安街42巷5号顶了一户大约五百平米的房子,让克莹、善兰和曾芸三家人去住,接着又在台北市开封街2段5号顶了一户大约七百平米的日式房子,让长记公司的协理徐国杰、上海分公司的经理贺茂林两家人住进去,接着沈鸿烈的前秘书长徐冠羣、沈鸿烈的侄子沈绍宗全家也都来了,父亲也让他们迁入该处居住。原长记基隆分公司经理黄爵臣的家眷此时也来了台湾,父亲只好又在院子搭了两间屋子给他们住,此外还有来自老家日照荷疃的表兄秦元起也住了进来。于是又顶了台北市建国北路15巷56号,一户也是大约七百平米的房子,让五舅一家人和六表兄刘克绂一家八口免费住着,又让友人在此处开设了上海制革厂。此外还顶下了台北县三重埔十户连排三层楼的房子。

  由于当时台湾经过殖民统治,房产是属于国民党政府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回来的国有财产,仅交由各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只有权顶让,无权出售。根据当时法令,「顶」到房子的人只要不违反与市政府之间所订的契约,便可以永久居住,因此顶让房子收的权利金很高,几乎等于买房子的价格,只不过买到的是房子的使用权。

  光是为了顶下这几处房子,父亲就花费了二百多两黄金。适逢非常时期,黄金珍贵无比,当时台湾银行规定每人得凭身分证限购一两,银行每天仅拿出几十两黄金出售,民众即使彻夜排队,也未必能买到手。

  长记公司所有的轮船随同国民政府撤退来到台湾,对父亲、公司以及家人而言,不缔是人生当中一场最大劫难的开始!

  感谢阅览,精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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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 15:27:53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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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站在那艘船的甲板上,依依难舍,大陆国土、故乡的亲族友人.......,留在青岛的诸多亲人,一直再二再三的遥望,直到再也望不到青岛市,才转身入舱,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

  读到此处,感慨不已{119}

2017-10-23 20:12:33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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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 22:23:46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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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 23:19:40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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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幸能够在论坛里看到这部传记,估计其他地方不一定能放行,大版辛苦{125}

2017-10-24 08:55:56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藏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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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4 11:40:32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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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发迹之后的悲凉沧桑,贺仁庵能够立足于一时,值得佩服{105}

2017-10-25 19:23:08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九)

  
  
第七部 惊滔骇浪

     第十七章 撤退来台奉召征船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长记公司的五艘轮船遭国民政府无偿征用,在极其仓促情况下撤退来台,值此国共内战末期,多少出人意外的变局如狂风暴雨般的瞬间来袭,局势恶化速度之快令人措手不及。

  由于当年大陆国籍轮船的业务,仅以国内航线为主,因此撤退至台湾后,所有轮船都不具备国际航线航行执照,而台湾刚自日本殖民回归不久,百业萧条,也没有任何航线、货物可供载运,全都只能困坐基隆或高雄港。当时轮船唯一的业务,就是被国民政府征作军用。

  唯一的例外,是泊在基隆港,但船籍登记在香港的轮船,例如:中国航运公司董浩云的船,他的船可以跑香港,交通部无权征用。

  一九四九年六月,父亲把青岛长记轮船公司的「青岛」两个字去掉,重新在台湾设立「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除了没有随船来台的以外,已来台的股东照旧,由父亲担任董事长及总经理,正式开始在台营运,之前被父亲撵走的贺寿千,此时也因多次请求大妈跟父亲说情后,重回长记担任原职。同一时间,父亲也为黄海水产公司重新注册登记,仍由郑旭东担任经理,辖有十二艘双拖渔船,可以出海捕捞渔货出售营利。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插曲,由于祖父的「福永茂」和「福增茂」两艘五桅大帆船在战后都到了青岛,这两艘船在祖父过世后给了二叔,但二叔一生没有经营过任何事业,全靠祖父和父亲过活,当然不想经营,父亲只好把船交给船老大和船员,由他们自行揽货并分配所得。

  一九四九大年撤退时,福永茂正好儎货去上海,卸货后又揽到一船咸白带鱼要运来台湾,船老大没来过台湾,于是在上海找了一位领航员,这家伙也没来过台湾,根本不会领航,只是想搭免费的船,船虽是摸索着来了台湾,不过领航员领过了头,把船领到了巴士海峡,发现再往南已经看不到陆地了,又往回走,到了台南县的鲭鲲鯓,看到旁边有竹筏同行,就用一口日照土话大声喊着问他们:「基隆港」还有多远?他们也大声回话:「听冇」(音:天卯,台语听不懂的意思),接连问了二、三艘竹筏,都说「天卯」,于是船老大王守德命令船员:「人家都说下锚啦!」,船员们立刻唏哩花啦的放下船锚,过了一会儿,感觉似乎不大对劲,这里不见港湾,更不像是个港口,正准备起锚再航行时,突然有一艘竹筏靠近,上来了两个警察,将船扣下,把全部船员都带去台南县北门警察局问话、收押,以为抓到了「匪谍」。

  警察翻遍了整艘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物,船老大王守德不识字,全船只有二人识字,一是六表兄刘克钹,他是船上的旗门(风船的事务长),本来应该由他写信通知台北的长记轮船公司来担保处理,对于父亲没给他安插个长记轮船上的工作(原因是他没有船员证),一直耿耿于怀,因此不肯写;虽然每趟福永茂揽货所得他也照分,但他是父亲的亲戚,船老大也没法儿跟他计较,祇好由另一位略识几个字的老船员吕宝山写了一封半通的信和长记公司连络。

  船老大和船员们被关了整整两个月,警察也查明了确实是因为言语不通,以为竹筏叫他们下锚,而且整船除了六表兄外,其他几乎都是些粗人,不像是能做匪谍的人,再关下去除了白耗米饭之外,没有意义,最后由台北的长记公司具保释放。

  由于鲭鲲鯓水浅,又是个泥滩,退潮后船底落在泥滩上,这是木船最忌讳的事了。因为泥滩里有一种虫,称为「海蠹虫」,又叫「海蛆」,身长约一寸,身体呈半透明状,头部有一对很硬的牙齿会啃食木材,会将船底啃成蜂窝状,除非在木船的船底钉上一层铜皮,否则无法在泥滩上停泊太久,即便祇停个一、两天,海蛆都会钻进船底的木材中。

  福永茂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都是泊在海水中,一般海水中和沙滩上是没有这种虫的,福永茂落在泥滩上的时间太久,船底钻进了许多虫,因此船也报废了。

  约莫过了两年多后,福永茂才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嘉义布袋镇的二位蔡姓人士,他们买去后,将船的两舷及甲板水线以上可用的上等福杉拆了下来,打造了小渔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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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福永茂卖船合同)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国民政府虽已撤退来台,但在中国大陆仍有多处据点尚未完全撤退,因此仍有许多军品物资需要轮船载运,此一任务又再次落到长记公司身上,父亲也别无选择,只能奉令行事,让旗下船只供国府军事征召之用。

  首先是「亨春轮」,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起,就由「基隆港口司令部」征召使用,载运军品到海南岛。

  由台湾至海南岛,每趟航次去程约需四天,在海南岛卸下军品后,原租用单位就立刻解除租船合约,因为解约后就可以不必再支付回程的任何费用,由于当时海南岛极其落后,回航时根本无法招揽到任何货物可供载运,因此每趟都是空船驶回基隆港。亨春轮每二十四小时需燃煤七十吨,此外,锅炉运作也需要注入淡水,以及全船船员薪资等等,全都得由长记公司自行负担,导致亏损连连。1542425054

  (附图:亨春轮解租合约)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至十七日,驻守福州的国军约六万人,在解放军优势兵力攻击下攻取此地,福州撤退。指挥官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和第六兵团司令李延年将军擅自逃往台湾,亨春轮此时又奉令前往载运撤退该地军队残部。

  紧接着,十月又爆发了广州战役,国军再度战败,亨春轮再度奉令前往参与撤退任务,所有任务去程都是空船去,回程载运军品及人员回台。

  一九五○年初,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南方完整控制的地区,只剩「海南岛特别行政区」,此时亨春轮又接获命令担任基隆到海南岛的军品运送任务,期间不乏经历诸多大、小战事,此任务至五月一日,解放军取得胜利,攻占了海南岛,战役结束。五月二日前共有七万多名海南岛军民同胞自榆林港撤离,亨春轮又全程参与此一撤退任务,依旧是空船去,载运人员物资回台,如此往返一趟仅得新台币一万四千六百元的运费,根本不够支付燃煤、淡水、船员薪资等费用,长记公司依然只能倒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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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亨春轮海南岛运费函:海南军用款收据)

  海南岛撤退后,亨春轮的军差终告停止,原因是当时中国大陆南方许多港口无法停靠吨位如此大的轮船。

  至于「迎春轮」,也自一九四九年六月开始,奉令做为定海往返基隆间的不定期交通船。租船单位每日租金仅给付五百多元,当然不够支付基本开销,长记公司还是得倒贴。

  迨至九月二十三日起,又由「基隆水运办公处」租用,每日租金为新台币五百八十四元六分,装运洋灰等货物赴定海交「浙江省建设厅」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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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基隆水运办公处迎春租船合约)

  起初还算相安无事,迨至舟山群岛战事吃紧时,经常有不明单位之部队强行登船,劫持使用,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父亲只好请求浙江省政府出具公文,张贴在轮船驾驶台前,可是并无效果,仍然时遭非法劫持,对方所持的理由是「他M的!老子卖命保护你们,你们还他M的叽叽歪歪,不知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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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浙江省府公文)

  五百多元租金虽然极少,但也不无小补。但谁知道后来这些征用单位索性连这笔小钱都不付了,所有燃煤和添加淡水的费用,全部由得长记自行支出,导致长记损失惨重。

  随着时间的演进,此一情况愈发严重,后来甚至连浙江省政府的下级单位也起而效尤,在船已卸货并解租后,仍将船只扣留使用了一个月又二十余天,由于并非经由「基隆港口司令部水运处」租用,因此连租金都不必支付,实与盗匪无异。

  迎春轮经定海水运处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解租后,自行揽到一批豆饼和鮝鱼等货物回台,但却在货物上船后,船只又遭到不明单位扣留,导致船上所有货品发霉腐烂,货主不断的拿着提货单要求长记赔偿损失,父亲无奈,只好如数照赔。

  此时父亲除了请求「基隆水运处」代为交涉外,还向「全国船联会」请求协助处理善后事宜,但依然无法解决问题。于是父亲在十月廿二日致电给全国船联会,同时要求当初「租船」单位「基隆水运处」照章给付租金。1542425054

  (附图:船联会公文)

  基隆水运处在一周后,十月二十九日电函定海水运处杨主任,得到的回复是:「无法查得租用单位」。因此长记当然无法向不知名单位索取租船费用,只好自认倒霉。但此时旗下的迎春轮仍然遭到扣留,后来全国船联会终于致电浙江省主席,请求下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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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基隆水运处发定海水运杨主任电文)

  如此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到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时四十分,一位「浙江省建设厅民航船舶管理所」的官员,持浙江省主席之命令登船,下令迎春轮「着即于今日上午九时开船,不得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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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上午九时开船命令)

  上午八时四十分才发出开船命令,却要求九点整必须开船,短短二十分钟,如何能生火开航?根本就是强人所难。而迎春轮从基隆出航时,原有存煤二十吨,中间经过不明单位多次驱使,燃煤早已使用殆尽,征用单位又不曾为船只补充燃煤,在没有煤炭和淡水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开航。但此时该单位仍蛮横不讲理,最后在船长吕明奎苦苦跪求后,民航船舶管理局的官员终于极不情愿的拨了三吨煤炭。

  至于淡水,这位官员给了一个令人欲哭无泪的回答:「整个海里都是水,你想用多少都有!」,明知轮船锅炉需烧淡水,却要船烧海水,简直丧尽天良,无理至极!

  迎春轮原本航速每小时十二海浬,每二十四小时得耗煤十吨,但在遭非法征用期间,经常航行至偏远小岛,而多数小岛并无淡水可供轮船上水,逼不得已只好抽取海水燃烧供汽,但海水含盐量高,会腐蚀锅炉内层,导致锅炉损坏而使蒸气外泄,因此锅炉压力逐渐降低,航速锐减到每小时八浬。

  但即便航速已骤降三分之一,每小时仍须耗煤近半吨,三吨燃煤最多只能航行不到六十浬(定海到台湾约三百余海浬)。迫不得已,船长临危应变,计划以这三吨燃煤,将船只航行到一座江苏省所管辖的小岛停泊,再拍电报给台北长记,派船运送燃煤,应可顺利返回基隆。

  孰料,航行途中遇上恶劣天候,燃煤在抵达小岛前便全数用尽。倘若放任船舶漂流海上,将危及船只与人员安危,此时船长想到货舱内还载有豆饼,索性拿来充做燃料,勉强航行到江苏省的「陈钱山岛」,这是一座小到连海图上都找不到的无人荒岛,之后再由元春轮运来了四十吨煤炭、三十吨淡水,迎春轮最后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返抵基隆。从出航到返港,整整历时三个月。

  迎春轮返回基隆港后,父亲命船员先将锅炉灌满淡水,设法溶解炉内早已凝结成块的盐粒,隔日再将水全部排出。如此连续冲洗数次,但仍然无法回复原本的动力,因为机舱内部缝隙全都已遭盐块腐蚀。

  此一经过情形,事后由船长吕明奎、轮机长朱立堂、事务长沈佐华,共同具名向公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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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迎春轮报告书)

  但更悲惨的是,于此同时,父亲已遭到白色恐怖迫害,被诬陷为「匪谍」,关进了大牢之中。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四日,长记公司再次接到军差通知单,这次是到金门,做为金门往返台湾的定期船班。一月二十四日基隆港口司令部发电文给长记公司:「希就迎春、得春、利春等轮中择较佳一艘开金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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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基隆港口司令部电文)

  当时,元春轮、利春轮,都还领有军差,负责厦门与上、下大陈岛往返基隆之船班,得春轮正支持高雄与马公之间的临时船班,因此台、金间的军品运输任务,又落在迎春轮身上。

  基隆港口司令部在一月二十七日发出「差轮起租通知单」1542425054

  (附图:基隆港口司令部迎春起租通知单)

  一月二十八日「台湾省石炭委员会」拨发了八十九吨的煤炭给迎春轮。于是迎春轮再次出航前往金门执行任务。1542425054

  (附图:石炭委员会拨发煤炭通知单)

  这份命令是要求迎春轮负责往返台、金载运军品,但实际上,船航行到金门时,却经常接获临时通知,负责运送物资到多个偏远小岛,其中不乏共军与国军交战的危险地区,难免遭受共军炮击。如此历经多次枪林弹雨后,轮船甲板上所有建物全部损坏,一九五○年十月,该船驾驶台终于被共军炮弹击中!当时船上的舵工系躲在船尾舱内,以绳索系在船尾之备用舵轮上,仅露出上半身操作方向盘,一旦发现有炮弹火发出火光时,立即蹲回船舱内,情况可谓危险万分。

  迎春轮返回高雄时,父亲下令该轮停航待修。经请专家评估后,若要修复所费不赀,且修复得自费,而一但修复,恐仍将继续被征做军差之用,几经思考后,父亲决定依当时国府规定,向交通部及高雄港务局申请准予拆卸。

  高雄港务局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以「代电」呈交通部,以迎春轮经高雄港务局派员检查船体及机器情形据报:「该轮船壳水线以下情况尚佳,水线以上铁板略有损坏,甲板全部损坏,建物损坏颇甚,机器尚佳,锅炉略有损坏,预计非大修不可,如修复约需美金二万余元,以目前情形言似无修复航行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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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迎春轮公文)

  最后这艘历经八年抗战,沉船阻敌,战后全国第一艘开至上海运送国府人员接收复原,又参与一九四九大撤退,依当时旧船价格约值五万美金的迎春轮,仅以新台币九万元卖给了一家拆船公司「建源行」,该行购入后,随即将该轮解体,将此船以废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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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迎春轮卖船合约书)

  至于「得春轮」,则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起奉令不定期担任各单位之交通船,航行金门、马公、澎湖、及上、下大陈岛、嵊泗列岛等当时国军仍据守的各岛屿,依照长记公司留存档案显示,租用单位每日仅给付新台币五百八十一元二角九分之租金,这个租金当然不够拿来支付船上二十八位船员薪资(包含船长、大副、轮机长等高阶船员),因此几乎等于也是白白将船交给政府各单位长期使用,还得自行负担基本维修费及添加燃煤及淡水的费用以及万一船只遭炮击之风险。一九五一年十月经基隆港口司令部退租后,父亲不堪亏损,索性在年底将此轮以新台币三十八万元卖给了「大成轮船公司」,扣除应付各船员的薪资后,一毛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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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得春退租通知单、得春租用付费单)

  由于买主是颇具背景之本省籍人士,国民党政府不敢向他们征船做军用,他们买了这艘船后用来跑环岛,将台湾东部的出产运到基隆和高雄。

  「利春轮」的遭遇也十分凄惨,自一九四九年来台后,随即奉令担任厦门,上、下大陈岛往返之军差,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正返回基隆港,并趁此空档揽了一批四百余吨的商货,预计载往定海,当货已上船正待结关开航时,五月二十七日突接获「基隆港司令部」之命令,称:「该轮已『奉准』交本部租用,该轮所装商货请克日卸清备用为荷」,但实际上却是将此船交给一个非政府单位之民间组织「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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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基隆港司令部租用单)

  据船员回来时报告,该「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从未登陆或突击任何共军驻地,而是专门拦截民船,劫掠船货,如同海盗一般。因此所有民船只要远远望见利春轮,就急忙趋至附近港口躲避,此时该突击军指挥官吕渭祥立即命令船长将利春轮加速至三十浬追赶民船,而利春轮正常航速应为二十四浬,由于长期高速使用,又未曾给机件添加润滑油,使得该船机械严重受损,致无法以正常航速航行,此时吕某竟以手枪抵着船长贺吉林及轮机长李承基,谓系其故意不依照命令快速行驶。船长回他:「船快不起来,怎么能怪我们?我已将船速指示器开至最大了,应该是机器出了问题!」,此时吕某又威胁轮机长,轮机长回他:「你用船至今超过半年,都没给船添加润滑油,船机器缸和活塞早已磨损毁坏,我拆开来给你看看,你就明白!」,但吕某仍置之不理。

  半年多后,利春轮勉强以五、六浬的速度开回基隆,该突击军吕指挥官又命令长记公司速速修船备用。经请专家检查后,发现该轮曲轴遭严重磨损,汽缸套上之活塞也已全部损坏,轴承又因长期缺乏润滑油,已不堪使用。由于当时台湾买不到此种美国军舰配用之气缸套,也买不到相同口径之活塞,而最糟糕的是,主机曲轴已磨损至报废程度,而该轮有两台主机,若向国外订货,除需美金四万元外,并需等候三个月之久,全部修复需花费美金六万元,但此时长记公司原携自大陆的十余万美金早已遭一帮鲁籍党政警人士勒索一空,根本无力负担此笔修缮费用,而当时台湾外汇仍属管制中,纵使有钱也无法申请到外汇,且若船修好了,势必还是得继续被征军用,因此只好呈请基隆港口司令部派员检查,以追究责任归属,结果当然也是不了了之。

  至于该轮租金,当初该突击军指挥官吕渭祥租船时虽言明每日给付新台币六百五十一元五角,原租约自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起,租用至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止,据长记存档积欠租金列表顯示,呂某应给付长记公司租金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九元,但实际上仅仅支付了七万八千六百一十五元,尚欠租金六万零一百五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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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利春轮出租情形)

  于是父亲只好呈函『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周参谋总长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号发函保密局,要求保密局查清本案具报,并将附件抄本送联勤总部。「联勤基隆运输司令部总司令」遂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日发文致「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吕指挥官,电文:

  据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元月六日称:

  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钧鉴:

  (一)敝公司利春轮于去年五月二十七日奉基隆港口司令部令租于钧部保密局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开往浙江海面使用,经订立租船合同,并承前基隆港口司令部见证在案,该轮曾于去年七月间返台一次,因所负任务与普通军运不同,承前基隆港口司令部召集该突击军吕指挥官与敝公司协议增定附款四项附在租约船合同复承前基隆港口司令部见证各在案

  (二)该轮租金在协议附款第四项经规定于每月十日向吕指挥官公馆支领惟六月份以后均未荷照付(如附证件)又该轮尚未奉令解租,船上炮位尚未拆下,务肯赐予转饬依照规定计算租金..........」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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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联勤基隆运输司令部发函电文)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复以「(四十)辚辏字第一二四号」代电令保密局,电文:

  兹随电抄附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四十年元月六日呈一件

  查利春轮解租发还并请发欠付租金一案业经(三九)炳焜字第(一四○三)号代电副本饬办在卷希即遵照前电解租发还并将结欠租金及燃料迅速清付具报

  副本抄送联勤总部及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参谋总长周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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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辚辏字第一二四号电文)

  到了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利春轮上的炮位终于被拆除了,算算前后整整十个月又叁百零五天,按照合约,租金一共应付给长记公司新台币十九万八千七百零七元五角,但即便参谋总长具名出函,吕渭祥一毛也不肯再付,一共欠下租金十二万零九十二元五角,以及燃料柴油二十二吨。当时柴油每吨二十美元,二十二吨是四百四十美元,折合新台币为一万七千六百元(等于当时台湾公教人员四十四个月的工资),两者合计共十三万七千六百九十二元五角。

  吕某起初是寄望于以此船之快速,足够用来劫掠浙江沿海之民船而大发其财,哪知初时虽略有斩获,但时间一久,众人皆知其为劫匪,非不得已绝不出海,导致吕某财务拮据无法负担租金,而船是由保密局出面承租,虽有参谋总长之命令,但实则并无法向上级单位请款,最后保密局乃以敷衍了事的办法垫付了一万元交给吕渭祥转交长记公司,当长记公司派人至吕某处领款时,吕某却仅付了八千元,又扣下两千元自用,如此一来更可向保密局谎称他实在是穷得付不出钱来了。这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兼海盗,不但没有为国家出过力,还把他老家浙江沿海一带善良的渔民狠狠的洗劫了一番,甚至还害得「利春轮」背上了海盗船的恶名。1542425054

  (附图:利春轮欠租费表及一万元付款单据)

  而导致父亲遭白色恐怖被诬陷为匪谍的,是父亲于抗战胜利后购入的第一艘轮船「元春轮」。

  「元春轮」原本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起奉令担任厦门、金门往返之军运交通船,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共军攻克厦门,厦门战役结束,元春轮又奉令参与撤退任务,载运人员及物资回台。

  不料,十一月十二日,元春轮又遭军方征用载运赴敌后工作之『鲁中军区』司令刘振策等人,但因他们为逃避军舰盘查船上走私之货物,擅自改变航程,导致刘某等数十人不幸身亡。

  父亲一生无论如何忠贞爱国,但却因此一事件被扣上了「匪谍」的帽子,无端蒙受了一场冤狱之灾。

  在父亲坐牢的半年期间,长记的五艘轮船仍然持续遭到国府各单位征召使用,此时元春轮又被征为金门至基隆之船班,每日租金也仅区区五、六百元,承租单位同样不给添加润滑油,一九五一年中,该船也因主要机件严重磨损,而台湾同样买不到美国运兵舰(登陆艇)之零件,经请专家检视后,经请专家估算,若需修复也得花费美金六万元,只好停航。

  最后利春轮和元春轮均依照交通部规定,泊锚于台北縣淡水河社子岛的边上,我还曾经上船去拆了两艘船上美国原装,可四面旋转的电风扇,每艘船有二十八台。当时电风扇是奢侈品,而这种四面旋转的电扇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曾经有人上船看过想买。而一九五二年时长记公司已摇摇欲坠,我只好上船去拆下来卖钱,还记得每台售得新台币三百元,是公务员每月薪资的四分之三,而这两艘船最终的结局,都是当成了废铁论斤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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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0 15:59:26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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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史料初次看到,精彩配图愈发珍贵

2017-10-31 07:31:43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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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5}

2017-10-31 08:50:03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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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年初,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南方完整控制的地区,只剩「海南岛特别行政区」,此时亨春轮又接获命令担任基隆到海南岛的军品运送任务,期间不乏经历诸多大、小战事,此任务至五月一日,解放军取得胜利,攻占了海南岛,战役结束。五月二日前共有七万多名海南岛军民同胞自榆林港撤离,亨春轮又全程参与此一撤退任务,依旧是空船去,载运人员物资回台,如此往返一趟仅得新台币一万四千六百元的运费,根本不够支付燃煤、淡水、船员薪资等费用..........


台灣至海南島航程773海浬,來回1546海浬,等於每趟來回一海浬僅得新台幣9.44元,只能買6斤多大米

2017-10-31 11:09:43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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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政党为谁,只为国家贡献,此等功绩不以奖赏论短长,胸怀可嘉{105}

2017-10-31 20:21:50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十)

  第十八章白色恐怖

  一九四九年六月,山东省政府及青岛市政府都已撤退来到台湾,父亲随即向省主席秦德纯及市长孙继丁请示该批托运来台之布疋出售所得款项应如何处理?

  由于该批货物是由青岛市政府及山东省政府共同委托长记公司载运来台出售的,以长记公司的立场,祇需负责运送来台出售和出售后的事宜,至于货源来自何主,实与长记公司无任何关系,长记公司也无需对其负责,而此时既不必再处理原订后续购煤事宜,因此将出售所得款项交还给原委托者所指定之官方单位实属合法行为。况且若需将该款交还中纺公司,也应经由山东省政府和青岛市政府之手共同交还。

  但因当时台湾并无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或办事处之设立,连省主席都找不到该公司在台任何代表,因此二人答称可将布款代为转交台湾省政府保管,并交给父亲一份盖有山东省政府及青岛市政府大印及二人签名之「府台字第一号」批示公文作为收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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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府台字第一号批示公文)。

  父亲立即将该笔款项交出,不料此举却引发了日后一连串的大祸!

  迨至十一月初,省主席秦德纯见青岛中纺公司仍未迁来台湾,又始终无人出面主张有权领取该笔款项,因此判断该款可能将成为一笔无主公款,而此时为国府撤退来台初期,山东省政府经费拮据,便决定挪用其中的一万余银元,交付『鲁中军区司令』刘振策,做为赴敌后工作所需之经费。

  刘振策获得这笔资助款后,随即率同干部一共五十二人,于十一月十二日自基隆搭乘长记公司之『元春轮』,原计划先航行到嵊泗列岛,后转至马关另雇它船航至上海再伺机潜返山东。

  但刘某一行人等在抵达嵊泗列岛前,先到了定海,并在此地每人购买了当时仍属禁运品之白糖二百公斤,预做走私买卖以赚取巨大差额,总计有十吨之余,后又续搭元春轮到嵊泗列岛,并在当地停留了数日,一则探听上海方面消息,如何能以最安全之方式潜入,二则寻找可靠之人雇得小船赴上海。

  一开始,刘振策等人因人地生疏,曾委托父亲设法为其雇船,但父亲也是初到该地,并无熟识之船行,两人商议后,决定到江苏省政府设于嵊泗列岛之办事处,会见主任曲九山,商请他代为雇得可靠之船,同时研拟如何避开我方军舰盘查,安全抵达上海。

  透过曲九山的介绍,找来了当地乡长胞弟陈蛟舫的一艘三桅帆船,刘振策便亲自与其签定雇船合同,并将元春轮上的十吨白糖搬至帆船上,父亲则仍续留该地寻找商机。

  由于风向不对,刘振策等人欲搭乘之三桅帆船无法立即启航,在当地等待数日之后,才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驶往上海,由于抵达长江口时,已是夜晚,但因船上载有属禁运品之白糖,为免遭封锁「吴淞口」的我方军舰盘查,便擅自决定改变航线,以避人耳目。

  不料,该船行驶至外铜沙洋面时,风雨交加、视线模糊,导致帆船不慎撞上了沉于水下之废舰,船身顿时剧烈震动,船长原以为是误触暗礁,但此时船面已开始大量进水,于是众人于慌乱中急忙冲到船面甲板,船员也紧急将水泼出船外,奈何无济于事,不到十五分钟,船已开始下沉。

  照理来说,一艘三桅帆船若非载有重物,即使船面进水也不会如此快速下沉,甚至有些还可在海面上漂流数日,但因船上载有十吨余之白糖,这是导致船体快速下沉之主因。

  此时船长眼看情况不妙,赶紧放下随船小舢舨,船员与刘振策等团员都欲逃上舢舨,大家一起蜂拥而上,结果仅有船主、船员与该鲁中军区第六总队司令王同宇共十三人,在慌乱中登上舢舨船,帆船随即飘开,在大风浪中沉没,未及逃离的船员连同刘振策等共四十八人,全数罹离。

  侥幸登上舢舨船的船主及船员八人及该军区五人,在海中载浮载沉约十五分钟后,遇上一艘帆船经过,或许因为风浪太大,用力呼救未获回应。之后又历经二十多小时,船只飘流到大洋山,方得『黄部』之协助才获救。(黃部為双枪王妹之部队,王八妹原名黄翠云,1904年生于江苏金山,排行第八,故称「八妹」,後改名为黄百器,黄八妹在抗日期间,曾手持双枪击毙日军数十人,因而有「双枪王八妹」之称号,而浙江乡音的「黄」与「王」类似,因此以讹传讹成王八妹。国共内战末期加入国民党,1955年自大陈岛撤退来台。)

  黄部遂派遣王中队长护送王同宇等人返回嵊山,由于父亲此时仍停留该地,听闻此事后,十分悯恤五人之遭遇,每人分别发了二十银元作为抚恤金,并让他们继续搭乘元春轮返回基隆,众人当时都十分感激父亲义举,他们也曾将遇难经过向江苏省政府嵊山办事处签具备忘录。详述刘振策等四十八位人员乘船失事原因系误触废舰,并在备忘录上留下亲笔签名。

  岂料,王同宇等人返回台北后,向多位鲁籍在台知名党政人士报告沉船经过,不久后就有国大代表裴鸣宇、监察委员赵公鲁、立法委员赵季勋等人,同时前往长记公司,分别开口向父亲借款。

  由于这几位鲁籍大老,都很清楚父亲来台时携带了公司营运周转金十余万美元,在此事发生之前,就曾向父亲借款若干未还,父亲明白再借也是有去无回,遂未应允。几位大老借款遭拒,当场恼羞成怒,转而出言恫吓,并声称若父亲坚持不借款,将对父亲不利。

  面对威胁恫吓,父亲仍坚守原则,只是万万没有料到,王同宇竟与这帮大老们合谋,捏造沉船真相,并四处宣扬,企图藉此手法诉诸舆论,迫使父亲受其威胁、予取予求。

  但当时听闻此事者,鲜少有人表示同情,因此他们又另谋计划陷害父亲,随后便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以假藉筹备追悼刘振策等人不幸罹难为名,在台北市中山堂集会,由王同宇出面说明船只遇难「真相」,并散发不实传单,指称父亲为「匪谍」,此次沉船乃因其赴敌后工作遭父亲泄密所导致。

  当时『山东省绥靖司令部』虽已迁至台北,但并未取得合法地位,更无权逮捕任何人,而该部所谓参谋长冯其昌也仅是筹备会成员之一,却与裴鸣宇、赵公鲁、赵季勋等人勾结,当场下令草山警察局局长王鲁翘,派其手下巡佐巴英怀与一刘姓警察,当天立刻到厦门街以「叛乱」之罪名将父亲拘捕,随后羁押在草山(阳明山)警察所内。这段期间父亲亦曾数度被解送到位于新北投的所谓绥靖司令部遭私审。

  草山警察所王鲁翘明知无权,却仍非法逮捕父亲,依父亲推测,其目的无非是想威胁父亲,拿钱赎命,由于父亲始终严正否认有叛乱或匪谍之嫌,因此被关在草山警察所达二十多天。同时,该警察所长王鲁翘也在这段期间,让手下巴英怀多次前往家中,向母亲晓以利害,扬言如不遂其所求交出赎金,将以父亲欲逃狱为名,予以枪毙。

  母亲面对此一威胁,惊恐之下,只好让贺寿千带着「赎金」坐着我家的吉普车前往付款,但对方在收钱后仍未将父亲释放,甚而食髓知味,不久后,警佐巴英怀又再次前来家中,向母亲直言:之前那笔赎金不够他们分配,要求再付一笔。事已至此,母亲只好再次给钱,但父亲依旧未获释放。

  此时,父亲得知母亲已被迫交出数万美元,但案子却依然悬而未决,于是在一九五○年一月,委托律师戴天球以「草山警察所非法逮捕拘禁」为由,向国防部举发,并申请提审。

  之后,此案经国防部改核发「东南长官公署」审理,父亲又再向该公署呈交答辩状,说明事发经过,并要求立即提讯,以厘清事发真相并还其清白。1542425054154242505415424250541542425054

  (附件:呈东南长官公署答辩状),

  数日后,东南长官公署终于受理了此案,将父亲移送至当时位于台北市青岛东路之军事监狱继续羁押,又将此案移至国防部军法局审理。但军法官虽已审案,却迟迟未做判决,此时又有不明之高层人士,多次到家中告知母亲,谓:此案虽然已查明实属「诬告」,但军法官「既可判生,亦可判死」,请母亲自行斟酌。

  由于这位不明高层人士,言辞间曾多次提及父亲在狱中与李延年将军同房之情形,而李延年将军因未曾经层峰允许,擅自从平潭岛撤退,所犯之罪为最高军事机密,只有高层人士知情;甚至连父亲所提出之答辩状内容也详述相符;再加上对方还带来父亲亲笔所写「不得怠慢此人」的字条,以证明其身分。

  母亲无奈,在父亲被关的前后一七八天期间,陆续交出了十四万美元的赎金,用来打点相关人士。

  之后国防部终于提讯王同宇、杨崇文、苗秀文等人,这些人先是在庭上供称「不过当时风浪很大,纵是上了小船也很危险,照这点判断并非故意把船凿沉的」,又说「我们不过是将经过情形报告上奉,对贺本人并无其他意思,即便如今我也并没有说一定是贺仁菴陷害的」,因此无从认定父亲有此重大罪嫌。

  不料等到正式开庭时,王同宇又反咬父亲,对刘振策等人身分未能保密,且长记基隆分公司经理黄爵臣亦曾在码头向船上员工公开介绍「刘等均系赴鲁工作」,不无泄漏军机之嫌,并宣称父亲曾在山东省绥靖司令部供认不讳。

  但事实上刘振策等一行人在基隆登船时,所有家属均来送行话别,不但声势浩大,且大声喧嚷,引人侧目,此一行径不缔自曝其身份,违反做敌后工作者应有之言行。且经查相关笔录,父亲既从未供称不讳、更从未签字划押,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不合。

  此外,即便长记公司黄经理以商人身分在基隆码头向船员说明刘振策等人身分,亦无法证明是父亲泄漏军机,更何况刘振策等人所搭乘之帆船误触废舰因而沉没,与自基隆搭乘长记之元春轮赴嵊并无直接因果关联,当然也没有其他事证足以证明父亲有叛乱或匪谍之行为。

  且王同宇先前又曾多次向上级报告,并印发《刘振策传畧》,详述事发当时确实是为避免军舰盘查船上走私之白糖,才绕道航行,而不幸误触废舰沉没。而王同宇亦曾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及十二月三十日向「山东绥靖司令部」报告:「该船行至铜沙洋面时,天阴月黑,误触废舰沉没于海」,在在证明他早已承认这起船难经过是因误触废舰而沉船,与父亲实不相干。

  这个『白色恐怖』冤狱案,直到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父亲终被国防部判决无罪,之后又关了一个多月,一直拖到六月三日始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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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国防部判决书)

  父亲在狱中时,每周我都带着母亲做的菜送给父亲吃,每回去探望父亲时,由于监狱监管森严,连报纸都不能带,且所有谈话都有录音,我唯一能跟父亲说的就是家人一切平安,请父亲不要担忧。

  其实当时母亲和大妈天天以泪洗面,大妈也已罹患重病在身,但我怎能跟父亲多提,让他徒增烦恼?

  国防部判决书劲功字第二九号

  判决正本

  被告贺仁菴男六四岁山东日照县人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

  右被告因叛乱嫌疑等一案经本部审判如左

  主文

  贺仁菴叛乱部分无罪背信部分不受理

  理由

  按犯罪事实应依证据认定刑诉法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贺仁菴经理之长记轮船公司原存有山东省政府公款于三十八年十一月拨付鲁中军区司令刘振策等银元一万余元为潜赴敌后工作费用刘等当以携带不便除提取一部分现款在台添置外并约定至嵊山扣去船费其余照当地市价代购白糖同月十二日刘率同干部五十二人乘该公司元春轮赴嵊越日到达十八日转抵马关至二十八日复由贺介绍转雇木船往沪讵当晚驶至铜沙洋面帆船误触废舰沉没除船主及员工八人与该军区第六纵队司令王同宇等五人跳入随船木筏幸免于死外其余船员三人刘振策等四十八人悉数罹难嗣王同宇等以贺仁菴中途结账迟延疑有泄漏机密与勾串陷害之嫌报请澈究到案据上开经过该贺仁菴有无勾通船户故意沈船陷害死者之事实王同宇身临其境自属案内要证但查王等脱险抵马关船主陈蛟舫曾当面报告沉没经过制成备忘录载「初九下午二时自马开出七时余至外铜沙附近触铜沙沈船沉没当时船身振动知触及礁石或沈船已发现走水客人知悉后皆趋舱面时天雨船员争驱水令出奈均无济于事约不及十五分钟船已将沉乃将舢舨放下船员旅客皆争上十三人上舢舨后即飘开余员客皆不见大船在隐约中沉没须臾(约十五分钟)即见同时开行之帆船经过呼救置之不理大约风紧浪大未曾听见随后飘行廿十余小时始抵大洋山始得黄部协助派王中队长护送回马」核有该王同宇亲笔签名可考据此则刘等乘船失事确因误触礁石或废舰已甚明显再查王同宇等历次报告及印发刘振策传畧一则曰当时为避免军舰盘查不幸误触废舰沉没(见山东绥靖司令部卷第三页第十页王同宇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三十日报告)再者曰「行至铜沙洋面以天阴月黑误触废舰沉于海」(见前长官公署卷第十九页刘振策传畧)是王同宇等又自承沈船原因系误触废舰再经研讯复据王同宇杨崇文苗秀女等先后供称「这件事说有心或无心我不敢肯定」又称「不过当时风浪很大纵是上了小船也很危险照这点判断他们似非故意把船凿沉的」又称「我们不过将经过情形告报上峯对贺本人并无其他意思到现在我也并没有说一定是贺仁菴陷害的」各等语(见前长官公署卷第52、64、83、90页)似此游移推测模棱两可更无从据以认定强令被告负此重大罪责至王同宇以被告对刘振策等身分未能保守秘密不无泄漏军机之嫌因之疑窦滋多第查告诉人等所持唯一理由无非以基隆长记分公司黄经理曾在码头向船上员工公开介绍「刘等均系赴鲁工作」之一语认为系由贺仁菴有心泄漏之事实并据称该贺仁菴在山东绥靖司令部业经供认不讳惟质诸贺仁菴不但矢口否认其事且原卷笔录并无被告签字划押与刑诉法第四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不合已难采证纵退而言之认为其所供属实则黄经理以商人身分而在基隆码头向船员言明亦难率然以泄漏机密论处次查刘振策等所乘之帆船误触沉没与自基隆乘轮开驶既无因果联络关系此外亦无其他事证足资证明被告确有叛乱行为本部份犯罪不能证明应予谕知无罪再告诉人等所称贺仁菴扣除赴沪船价银元一千一百元当时尽付船主半数事后狡不承认等情既据船主陈蛟舫供明在卷(见江苏省政府三十八年十二月三日谈话笔录)再据诉于马关高抬糖价有心剥削致告诉人等蒙受损害显有背信之嫌以及因迟延结账延误时期等等民事损害赔偿部分均非军法管辖范围应谕知不受理。

  据上论结除背信部份应移送法院讯办外爰依惩治叛乱条例第十条刑事诉讼法第二九三条第一项第二九五条第六款判决如主文。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国防部军法合议庭

  审判长王修身

  审判官刘梦九

  审判官解寄寒

  中华民国三十九年五月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书记官王建炎

  此判决书中有关王同宇称父亲原存有山东省政府公款一事,实与事实不符,因该笔公款父亲早于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已交山东省政府主席秦德纯转台湾省政府保款中。王某称父亲扣除赴沪船价若干后,当时仅付船主半数……,但事实上雇用帆船是委托江苏省嵊山办事处曲主任代为介绍而雇得,并由刘振策自行与船主签约。至于彼等购买白糖高抬糖价一事,实与父亲无关,以父亲之为人处事,岂有可能参与其走私买卖一事?故此案父亲被判无罪释放后,王某亦未再向法院提告,因此父亲当然也没有所谓「背信」之罪名。

  父亲被判决无罪释放后,国府高层仍未放过父亲,此后约有三年时间,警察每个月都会派人到家中,查看父亲行踪。而几位非法逮捕父亲的立委、国代、监委、警察所长等,无一遭到判刑,甚至该名警察所长王鲁翘人还受到长官赏识,一路升官做到了警政署长。但父亲一生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付出的心血及其所受到的莫大冤屈,却无人闻问。在那个台湾政治史上极其黑暗的年代,父亲的遭遇,在在显示了当时国民政府有权者并无任何正义和公理可言!

  此一白色恐怖冤狱事件,到了二○○○年二月二日《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修正公布时,规定人民于戒严时期,因犯内乱、外患、《惩治叛乱条例》或《检肃匪谍条例》之罪,有所列情形之一者,得声请所属地方法院准用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请求国家赔偿。

  此时,我便委托律师,向台北地方法院递状申请父亲之冤狱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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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刑事请求冤狱赔偿)。

  二○○一年四月六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我方所申请之冤狱赔偿为『有理由』,依《冤狱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以每日最高五千元折算一日,共计赔偿新台币八十九万元平均分配给我们兄妹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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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刑事决定书)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决定书

  八十九年度赔字第四五七号

  右列申请人之被继承人贺仁菴因派乱罪嫌,申请冤狱赔偿,本院决定如左:

  主文:

  贺仁菴于无罪判决确定前,受羁押一百七十八日,准予赔偿新台币八十九万予其全体法定继承人。

  其余申请驳回

  理由

  一、

  声请意旨略以:申请人贺中林、贺隽林、贺郁芬之父贺仁菴曾任青岛市轮船公会理事长、山东省政府参议,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黄海水产公司常务理事及长记轮船公司董事长,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间,鲁中军区司令刘振策率同干部五十二人,乘长记轮船公司元春轮卦嵊,同年月十八日转抵马关,至同年月二十八日复由贺仁菴介绍转雇木船往沪,讵料船驶致外铜沙洋面时,误触废舰沉没,除该军区第六纵队司令王同宇等人跳入随船木筏幸免于死外,其余刘振策等四十多人均告罹难,王同宇怀疑贺仁菴有泄漏机密与勾串陷害之嫌,乃报请上级彻查,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前立委赵季勋、监委赵公鲁、国代裴鸣宇等人勾结草山警察所长王鲁翘、巴英怀及前山东绥靖司令部参谋长冯其昌等,借口在台北市中山堂集会,以追悼刘振策等赴敌后工作人员不幸沈船罹难为名,诬指賀仁菴為『匪谍』,由冯其昌下令,由斯时任草山警察所之巡官巴英怀等人至台北市厦门街九十九巷十七号贺仁菴住处,将贺仁菴逮捕,并羁押于草山警察所,迨三十九年一月间,贺仁菴之律师戴天球以草山警察所违法逮捕拘禁为由,向国防部举发及声请提审后,该案始移送国防部军法局审理,经该局调查后,于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判决贺仁菴无罪,并于三十九年六月三日判决无罪确定,是日始获释放,声请人贺中林、贺隽林、贺欣林、賀郁芬为贺仁菴之法定继承人,爰依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及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请求赔偿新台币(下同)五百万元等语。

  二、

  按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六条于八十九年二月二日修正公布,依中央法规标准第十三条规定,于同年月四日生效施行。该条例第六条修正后规定:「人民于戒严时期因犯内乱、外患、惩治叛乱条例或检肃匪谍条例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声请所属地方法院准用冤狱赔偿法相关规定,请求国家赔偿:(一)经治安机关逮捕以罪嫌不足径行释放前,人身受拘束者。(二)于不起诉处分确定前受羁押,或不起诉处分确定后未依法释放者。(三)于无罪判决确定前受羁押或刑罚之执行,或无罪判决确定后未依法释放者。(四)于有罪判决或交付感化教育、感训处分,执行完毕后,未依法释放者。前项请求权,自本条例修正公布尔日起,因五年间不行使而消灭。」。次按,受害人死亡或受死刑之执行者,法定继承人得声请赔偿;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一人声请赔偿者,其效力及于全体,冤狱赔偿法第七条、第十条第二项分别有明文,且为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六条所准用,本件声请人贺中林、贺隽林、贺郁芬均为贺仁菴之法定继承人,贺仁菴并已于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死亡,此有户籍誊本一份在卷足按,则依上开规定,其法定继承人自得声请赔偿,且法定继承人均未有抛弃继承之情事,亦经本院依职权查明无误,此有本院九十年一月四日北院文家八九家继字第七○三九号函及台湾新竹地方法院九十年一月十八日(八九)新院锦民慎字第二二五八号函各一份附卷可参,是声请人贺中林、贺隽林、贺郁芬声请赔偿之效力应及于全体法定继承人全体,合先叙明。

  三、

  经查,本院依职权函请国防部查明贺仁菴遭逮捕羁押之起迄日期,据该部函覆略以:贺仁菴曾于民国三十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经前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处涉嫌叛乱案为由与已逮捕羁押,嗣于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经前国防部已三十九劲功字第二九号判决其涉犯判乱部分无罪在案,于三十九年六月三日提解移送前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另案侦办其所涉背信罪嫌部分,此有国防部军法局九十年三月八日(九O)则创字第OOO八六三号函一份附卷可参,然查,依声请人所提出之贺仁菴遭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法逮捕羁押后所承答辩状载明:「‧‧‧希图藉此耸动听闻以为陷害报复,乃因闻者鲜表同情,复十二月八日已筹备刘振策等追悼会为名,召集少数同乡开会,冯其昌是日亦参加此会竟在会场中遽下手令谓民有破坏敌后工及匪谍罪嫌加以逮捕拘禁审问,此本案经过事实之实在情形也。」,此有答辩状之彩色复印件一份附卷可按,参以在:「山东人在台湾-工商篇」一书中,亦记载「‧‧‧不料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贺先生(即贺仁菴)竟被妄诬,以『匪谍』之罪名逮捕,尤其自青岛携来台湾营运资本之十四万美金,亦被勒索一空...」,此亦有该书附卷可参,由上足征声请人所述贺仁菴系于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起即因涉叛乱案件而遭逮捕羁押,迄三十九年六月三日始因无罪判决确定始获释放乙节,应勘采信。则声请人之父贺仁菴自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起至三十九年六月三日止或无罪判决确定前受羁押一百七十八日,且此部份并无冤狱赔偿法第二条各款所列不得请求赔偿之情形,又未逾修正后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六条规定声请赔偿之时期,是声请人声请赔偿为有理由。爰审酌声请人之父贺仁菴原系长记轮船公司董事长,并曾协助对日抗战有功,竟于六十余岁高龄遭此逮捕羁押达一百七十八日(此有前开书籍及户籍誊本各一份在卷可凭)等一切情状,认以五千元折算一日为相当,准予赔偿八十九万元,并依前开规定裁定如主文第一项所示。末按,冤狱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羁押及徒刑或拘役执行之赔偿,依其羁押或执行之日数,以新台币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折算一日支付之。」,本院业已按日依五千元之最高标准核定前开赔偿金额,详如前述,是声请人逾此范围之请求,于法尚非有据,应予驳回。

  据上论断,应依修正后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第六条,冤狱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十三条第二项,决定如主文。

  中华民国九十年四月六日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第六庭

  法官林欣蓉

  右正本证明与原本无异

  如不服本决定声请复议,应于收受决定书二十日内,以书状叙述理由经由本院向司法院冤狱赔偿委员会提出。

  书记官陈泰宁

  中华民国九十年四月十一日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这个迟来了五十一年的冤狱赔偿金,只有区区新台币八十九万元,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母亲为保父亲生命安全而交出的十四万美元相比,实乃天壤之别,而父亲半年多的牢狱之灾,所受到的身心煎熬以及一生清誉受损,也绝非少少金钱所能弥补。

  不料,到了二○一○年,小妹郁芬无意间上了台湾国家档案资訊网,查询有关父亲的档案,赫然发现网页上仍然登载着国防部军法局提供之资料,且标题依然是「贺仁菴等阻碍敌后工作,杀害赴敌后工作同志刘振策等四十七人之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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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国家档案局调阅明细)。

  後经小妹委托律师出具存证信函给国家档案资料网,说明父亲早已于一九五○年获判无罪释放,且我方于二○○一年已获得冤狱赔偿金,为何事隔多年年却仍在网络上公然登载此一错误信息?此讯息不但有损父亲一生名誉,更是名符其实的「标题杀人」,请该单位立即删除不实信息,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该档案为应家属要求登载,因此无法删除」。

  小妹无奈,只好诉诸媒体,经媒体批露此事后,国家档案資訊网才终于将档案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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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3 11:57:54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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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4 16:11:26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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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4 22:51:09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十一)

  第十九章 无妄之灾

  再遭诬告
  

  一九五○年初,父亲仍在狱中,但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就已辞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束云章,得知该笔布款遭挪用后,欲将此款中饱私囊,立即在台设立了「台湾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并自任董事长,前来向父亲追讨布款,并委托知名律师端木恺,向台北地方法提告父亲「背信」罪。(美国法学博士,执业律师,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立法委员、司法院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来台后,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东吴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评议委员。)

  开庭时,法官面对一位政党背景雄厚之律师,情势当然是一面倒,即便父亲提出盖有山东省政府与青岛市政府大印,并有山东省主席秦德纯和青岛市市长孙继丁二人亲笔签名之「府台字第一号」公文,证明此布款早已奉令交与台湾省政府保管,法官仍不予采信,甚至拒绝传讯这两位国府官员到庭作证,父亲所提出的辩词也遭法官喝斥,正所谓「不由分说」!

  最后,此案形式上是开了两次庭,父亲在无人主持正义之下,法院便判决父亲「背信」罪成立。

  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指派经济部将接收回来的日本纺织厂组成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并任命经济部长翁文灏任董事长,束云章任总经理。

  但一九四九大撤退时,该公司却未随国民政府撤来台湾,此后国民党党营事业也从未在台重新设立该公司或正式建厂营运。试想,如果当时中纺公司已在台设有公司或办事处或有负责人,何以山东省政府及青岛市政府遍寻不着?仍将父亲交付之布款转交台湾省政府保管,而非直接将布款交还该公司?

  更荒谬的是,束云章早于青岛市政府与山东省政府委托长记公司运送布疋的半年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就已自行辞去中纺公司总经理一职,此时又有何资格要求父亲归还任何属于中纺公司的财产?

  事后推测,或许当时有人知道束云章曾任中纺总经理一职,因此当他在台湾重新设立中纺公司时,可能误认为此公司等同原来的中纺公司,也误认为以束某过去之经历,有权代表该公司。即便父亲当时并不这样认为,且委婉告知束某,请他向原委托人山东省政府与青岛市政府洽领该款,哪知山东省政府因撤退来台后经费不足,早已将所有款项挪用殆尽,一毛钱都付不出来。

  由于秦德纯交付刘振策的一万余银元,是用来支持敌后工作,按理当由政府公帑支出,因此秦主席便向其上级机关行政院请求批准抵冲。

  束云章得知此事后,唯恐即将到手的钱飞了,遂转而凭借其深厚的政商人脉关系,致函当时的行政院院长陈辞修(陈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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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行政院留底公文书复印件)

  函文内容为:

  辞公院长钧鉴查本公司青岛分公司前于青岛局势紧张时以布一万四千余疋值新台币八十余万元交青岛长记轮船公司贺仁菴运台,讵该贺仁菴借口当时本公司无人接管,存心蒙蔽事实,诡称将该项布疋售得银元三万八千余元,擅交山东青岛市政府充作敌后活动经费,冀图抵销八十余万之债务,经由山东青岛市政府呈请

  钧院鉴核备案,幸蒙垂察批示经财两部不准所请在案,兹该长记公司贺仁菴业经本公司在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刑事部份已经判刑,民事部份正在审理,此项布款系为本公司在台建厂之资,如遭损失,将影响工作之进行,且本公司之布款山东青岛省市府擅自挪用不独法之不许,于财政系统上亦显有未合,近该贺仁菴以案将判决,四处活动,冀以少数金钱消除巨额债务,特肃陈

  钧座,敬祈对本案

  俯赐关注,免为奸商蒙蔽,以重公帑,而保国力,我

  公对本案如有垂询,乞随时赐电,当即趋谒,详陈种切,以明真相,肃此敬叩

  勋安

  附本案节略一份

  束云章敬启一九五○年四月十五日

  这批货原本是为了替青岛电厂换煤而征用来的,即便换煤不成,也与「台湾中纺公司」在台建厂基金无关,况且当山东省政府及青岛市政府向中纺公司征用布疋时,束某已离职,根本未曾参与此事,而台湾中纺公司和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青岛分公司更非同一家公司,束某于情、理、法都无任何资格能以背信罪名罗织先严,况且此时父亲正因白色恐怖一案被关在牢狱之中,如何能四处活动?又何谓「冀以少数金钱消除巨额债务」?而此区区布款到底值多少公帑?能保多少国力?又能建个什么样的工厂?父亲又蒙蔽了谁?到底谁才是名符其实的「奸商」?

  至于该函所述:「经本公司在台北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刑事部分已判刑。」事实上此事纯属束某捏造不实,倘若父亲已被判刑事,是要坐牢的,但父亲从未因此事坐牢,因此根本就是束某伪造的滔天大谎。但行政院长陈辞修居然可以不必查明事实真相,单单听信束某片面之词就认定此事需由父亲负责赔偿所有损失,委实让人匪夷所思。

  父亲因白色恐怖事件无罪释放后,律师戴天球建议继续上诉此一冤案,但父亲因自身惨痛的经历,对台湾司法界之黑暗早已失望透顶,而此时又逢大妈刚过世,心中万分悲痛,无奈之余只好选择赔钱和解了事。

  依照端木大律师所拟的和解书,我方存底资料重点摘录为:乙方应将「甲方青岛分公司『委托运台代售』之布匹八九九二疋,依台北市当时平均布价及同期银元平均价格计算,偿还甲方银元六万零一元二角八分,扣除乙方运费二万零一百八十五银元及代缴税金栈租等三千五百八十九元六角,以及已送交山东省政府之银元三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元六角银元,此外还须支付甲方律师费用七千五百银元」。

  最后,此和解书的结论是,乙方须归还甲方二万零一百八十五银元,及贴补律师费七千五百银元。但若山东省政府无法返还乙方前所交付之三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元六角银元,则此部分款项仍须由父亲负责偿还。

  学法律的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证据不可以伪造,但可以制造。」依照山东省主席和青岛市长给父亲的批文,上面写着:「由青岛运来中纺青岛分公司白布疋九二一二疋…….」,但束云章在几份不同的函文中,提到的布疋数量都不相同,有一万四千余疋,也有二万四千九百八十疋。至于银钱部分,山东省政府批文中的新台币二十七万六千三百六十元,也被夸大成新台币八十余万元。

  但和解书中所提到的长记代运布疋,数量却又只有八九九二疋,金额则是六万六千零一银元,等于新台币二十八万三千四百零四元。前后所有的数目和金额都对不上,在在显示束某根本不知此事来龙去脉,才会前言不对后语,勾串律师伪造文书,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其非法敛财而不择手段。

  至于端木恺大律师所拟的和解书,更是荒谬至极,因为事实上「甲方」从未委托「乙方」代为运送布疋来台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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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中纺和解书稿)

  而和解书中的补贴律师费用为七千五百银元,一九五○年时一银元可兑换新台币四元三角,因此律师费用七千五百银元等于新台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元(当时新台币兑美元汇率为40:1),而当年台湾一位中学教师或中阶公务人员的薪资,每月为新台币四百元,三万二千多元等于一位中学教师八十个月的薪资,开出这样的天价,根本是看准父亲甫自狱中出来,即使明知是狮子大开口,也莫敢不从。

  至于和解书上所谓支付乙方海运费二万零一百八十五银元,折合新台币为八万六千七百九十五元五角,虽然比起1949年国府征用亨春轮时所得的一万四千六百元高,但仍远不及亨春轮载运台湾省糖业公司之白糖自基隆到日本大阪每趟可得的二万一千八百七十五『美元』,新台币八十七万五千元运费的十分之一,但青岛到基隆的距离实际上比基隆到大阪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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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亨春轮与台糖合约)

  最后,由于山东省政府已交不出父亲当初交给他们的三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元六角银元,父亲也不可能向秦主席追讨,因此父亲前后一共赔了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二元六角银元和律师费用七千五百银元,几乎等于免费帮忙运布来台,不但赔了这批布的出售所得款项,还加上因为秦主席挪用其中一万多银元交刘振策赴敌后工作招来了半年多的冤狱之灾,以及长记公司的大好前途。

  父亲的这一连串的遭遇,恰好印证了所谓:

  「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奈何命运多舛,此时已历经百般折磨的父亲虽已身心俱疲,却又遭遇了另一桩不白之冤。

  永源轮事件

  「永源轮船行」,原本是设在辽宁省营口的一家小型轮船行,初始由几位山东省蓬莱县人士集资设立,旗下拥有一艘轮船,在抗日战争前,该艘轮船航至青岛时,都由长记公司代理一切报关业务。

  抗战胜利后,该公司原来那艘船已不知去向,因此永源轮船行的股东们再度集资,并于一九四七年购买了一艘约二千二百吨的二手船只,取名「永源轮」,并将公司名称改为「永源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随即在「营口」复业。

  次年,国共内战转趋激烈,眼看营口即将沦陷,该公司便赶在此之前,将永源轮船公司撤至上海,永源轮船行股东代表兼总经理葛嘏臣在民国36年底,在上海办理公司设立登记,并将公司名称改为「上海永源轮船公司」继续营业,仍旧委托长记代理各项报关业务。

  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地区沦陷,上海十六铺码头上挤满了想搭船逃来台湾的旅客。此时永源轮也被国民政府征用军差,负责自上海载运军品来台。

  永源轮来台未几,又再度遭征军用,被派至广州,装运欲撤至海南岛榆林港之广州第十一兵工厂机器,由于机器太重,而榆林港当地并无任何起重设备,导致该机器无法卸下,永源轮因此被困在榆林港长达数月之久,后有其他具有大型吊货设备之轮船恰好前往榆林港,始协助其将机器卸下,该轮随即开返基隆,但由于停泊在榆林港时间太久,煤、水消耗甚巨,以致于在折返基隆途中,无法继续航行,幸而遇到其他轮船经过,永源轮遂要求救助,于是该轮被拖至香港暂泊。

  一九四九年底,船联会(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以台湾航运业不振,航线短缩,各轮船公司亏累日甚,难以继续维持,呈文请台湾省政府予以接济,迨至一九五○年五月始奉批准贷款,共计新台币八百万元,由船联会公平分配各轮船公司使用,并由各公司向台湾银行申请办理贷款手续。

  此时永源轮船公司亦获得分配贷款,金额为新台币十万零七千八百二十元,依照规定,应由该公司自行向台湾银行贷款,但由于台湾银行规定之贷款条件必须以该公司轮船作为担保品设定抵押,而作为抵押品之轮船必需已向保险公司投保船体险,且需在台设有公司机构者方为合格。但此时永源轮仍泊于香港,而该公司总经理葛嘏臣及一张姓股东于上海撤退时又逃至香港避难,台湾仅有一办事处,并无公司设立登记,在此情况下,根本无法向台湾的保险公司投保船体险。

  当时,也有其他轮船公司有类似情况无法申请贷款,此一问题经船联会多次开会讨论议决后,决定分组连保,由在台设有公司登记之轮船公司,且具有保险资格者,为无保险资格者具保,共分五组。此时恰好长记公司又与永源轮船公司同时被分配在第四组,因此永源轮在台代表许子长先生遂商请先严之长记轮船公司为其担保。

  一九五○年六月父亲甫出狱,而永源轮仍泊于香港,台湾仍未设立公司,长记公司如何能为一家没有在台设立公司登记的轮船担保?

  此时该公司总经理葛嘏臣遂透过各种关系,请求船联会理事长杨管北先生及另一上海同业许可均先生,多次向父亲请求协助,据推测,此二人应是受到交通部某高层指示,希望藉此机会让永源轮回台,而永源公司在台负责人许子长先生亦数度前来长记公司恳求父亲协助,后该公司总经理葛嘏臣复由香港来函:「保证永源轮船公司在台代表与长记公司之一切往来,本人及敝公司当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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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葛嘏臣致贺仁菴信函)

  父亲基于过去双方情谊与商场道义,遂应允为永源轮担保。此事被长记公司贺寿千得知后,极力反对,但为永源轮担保,是父亲在船联会上当众允诺的事,若事后反悔,等于言而无信,有违父亲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因此父亲坚持必须信守承诺。

  恰在此时,亨春轮即将赴日本做船体检查,此事是委由「日本关西汽船株式会社」代理接洽日本A级造船厂,做船体检查及维修保养,完成后便可取得该造船厂验船师所出具亨春轮可航行国际港口载货之证明文件(当时台湾造船公司之检查维修,国际均不予认证)。为了随船赴日,父亲便向有关单位申请出境,不料却遭到驳回,才知有人以许子长的名义,具状告发「贺仁菴私吞永源轮之贷款,并欲携带美金十万元逃往日本」。

  亨春轮预赴日本做船体检查这件事,只有长记公司的主管知道,许子长或外人并无从得知。到日本去监督船只维修保养究竟有何好处值得写黑函去争取?可想而知显然是可以趁机向日本船厂要求给予「回扣」,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可以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因此这封捏造不实指控的黑函当然是长记公司内部人士所为,当然是贺寿千的嫌疑最大。

  若父亲既无法出境,势必得派公司他人前往监督船只检查保养作业流程,而发此黑函的目地正是如此。由于长记公司来台时因业务部除贺寿千及费正卿外,只有一位何秘书和黄经理,但此二人均非熟悉轮船维修保养业务者,最后这个任务当然是落到了嚣张跋扈的贺寿千身上。

  此时保安司令部也派人到长记调查,结果发现父亲非但没有私吞永源轮的贷款,反而还借支给许子长五千三百五十元。而此时永源公司总经理葛嘏臣又去函许子长,希望能够再向长记提领二万七千元汇至香港,才有钱购买燃煤,以便将船开来台湾。

  许子长与父亲讨论后,一致认为永源轮根本不可能开来台湾,因为此时永源公司不但已经好几个月都付不出员工薪资,甚至连船员伙食都无法供应。但倘若父亲此时拒绝借款,就会被认定是永源轮无法来台的「罪魁祸首」。

  因此父亲只好再提领二万七千元交给许子长,换成港币汇至香港。连同先前那笔款项,合计新台币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元,许子长先生将这二万七千元领走后,人就失踪了,父亲推测他应该是骗了钱卷款潜逃了!

  哪知到了一九五一年过了旧历年以后,突然接到许子长的来信,说他于前一年的十一月七日在基隆遭刑警队逮捕,被拘送到保安司令部,关在廿九号押房,已经关了四个多月,现在保安司令部已将事情真相查明清楚,他将具保释放。被关进保安司令部的罪名是他领了长记的钱但未汇去香港,致使永源轮未能来台。但事实上许子长早已将该笔款项会去了香港。

  不久后,永源轮有了这笔煤炭的钱,上了煤,却没有返回台湾而是航向了大陆。原因很简单,如果来台湾,根本没有任何航线可供航行,没有A级的船体证明,也无法航行国际任何航线,若是呆呆的泊在基隆港,公司也没法营运养活员工,祇能坐以待毙。如果去了大陆,还可担任北方一些港口的运输作业,而当时共军也急需轮船运输,航到大陆反而可能受到重视,至少有饭给船员吃。

  当时永源轮船行有位张姓股东虽极力劝说船员来台,但终究无法保证他们来台后的生活,最后这位张姓股东来了台湾,至于该公司总经理葛嘏臣有没有来台没人知道,就算来了也不敢露面,因为得先和长记公司把帐算清楚且该笔贷款须依规定得如期偿还台湾银行本金和利息。

  父亲基于同业道义担保,结果赔上了的是长记公司的大好前途。

  许子长遭羁押了四个多月,交通部终于在接获许子长陈情函后,由保安司令部查明真相,将许子长具保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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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许子长陈情函)

  许子长呈交通部函文:

  

  一、

  为案原向台湾银行贷款被人诬告改被押于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应四个月蒙钧部明察秋毫准予保释并申报发落始末于后。


  二、

  窃民原籍山东省蓬莱县自离校后即供职永源轮船公司营口分公司民三十七年春营口沦陷因永源轮船公司在营口声誉均知总经理葛嘏臣已于年发赴津转沪办理复业事务当时内部一切业务由民负责因是共军进入营口后民即被拘捕民不堪受于是于同年六月抛眷逃至天津继赴上海公司服务同年秒奉敝公司总经理葛嘏臣委派来台负责业务为时迨今三载历安本分不苟毫非敝总经理及同仁等俱所深知
三、

  缘于去年十一月七日突被基隆警察局刑警队拘送省警务处转解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以民与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菴吞没敝公司贷款罪名予以拘押历时四月特准交保民之哀情当蒙


  钧长洞察但以空穴之风使民无辜坐监而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菴系同业义气代为作保亦受牵连深以为憾

  四、

  查敝公司与长记轮船公司台银贷款一节乃系民国三十八年冬船联会以航业不振航线短缩各轮船公司亏累日甚实难维持当为呈请省政府予以接济至三十九年春始奉批准贷款共计台币八百万元由船联会公正分配因之敝公司得分贷款十万零七千二百元依章应由敝公司直接向台湾银行办理贷款手续奈该行所定条件至苛必须轮船公司在台有总机构者为合格且以轮船抵押须有船体保险方可申请查大陆撤退各公司之轮船均服军运工作限于环境仓促启航因此来台者多系轮船员工及公司负责人而已在台同业大都如此敝公司原一小航商仅有永源轮一艘自与台湾银行贷款条件不能适合大都如是后经船联会数次开会讨论议决分组联保在台有资格者保无资格者共分五组敝公司商得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菴同意求其保证列为第四组因之该公司以亨春轮向台湾银行抵押申请贷款同时交换条件船体保险费按贷款数额分摊敝公司应负担三分之一其余有关贷款费用敝公司均负担三分之一如贷款额领到时敝公司须觅同业殷实保证提交长记公司始可由该公司提取贷款嗣因敝公司难觅保证以改贷款留存长记公司民曾商香港敝总经理葛嘏臣请示办法覆来仍着民酌情办理查德永源轮自广州撤退装运第十一兵工厂机器至榆林但因机件太重榆林港无起货设备改将船停航数月煤水食米均告用尽后经他轮援助始将大件机器卸下旋即开返基隆奈中途烧煤用尽无法继航当求救他轮将船拖往香港是以敝公司无力开航而因欠员工七十余人二年余薪俸船员屡提卖船抵债之议甚至动武敝总经理葛嘏臣亦无办法并兼外债逼迫开航实无能力非小数之款可以补救也敝公司情形如此民为敝公司台湾负责人此项贷款自当由民负责清债即将贷款全部寄港亦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永源轮断无返台之可能,此情谅钧长均在洞察中此乃事实非民指问伪报且此项贷款期届而永源轮不来民将以何清债台银又限于台银条件及长记公司保证关系民实无法办理最后民与长记公司商讨由民提取两万七千元以发曾借五千三百十元共计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元余者存于长记公司每月计息十分以保证届期清还台银而民自来台敝公司未发分文一切均由民负责筹借而付开支所提之三万二千三百五十元除付还一部分债务外余则充补开支及支用附呈明细表一份至供鉴察


  五、

  上级各节为敝公司与长记公司台银贷款之经过情形足证长记轮船公司贺仁菴并无吞没敝公司贷款之情事而民亦无牵涉之嫌至为明显


  六、

  基上所陈民处理台银贷款经过自揣实无犯罪所为当蒙


  钧长明查下情予以谅解是为至祷

  七、

  又扰长记公司总经理贺仁菴称有人以民名义向钧部告发贺仁菴吞没敝公司贷款十万七千贰百元并携带美金十万余元拟离台去日本等语半天霹雳不胜骇异查民并无具名告发之事且长记公司总经理对敝公司赞助至大民感激之不暇焉有具名诬陷之理敢乞


  钧部严征歹徒而安善良

  此项贷款已届限期民拟与长记公司共同清偿台湾银行而清手续以结此案当否之处尚望钧长批示以便照办是为请便。

  谨呈

  交通部

  民永源轮船公司

  驻台负责人许子长具

  四0.四.二十一日

  此函文中写得很清楚,许子长先生对于父亲义气相挺,愿为永源轮担保一事感佩至极,从未曾写过任何黑函指控父亲欲携款十万美金离台赴日,再说父亲来台时所携带的美元早已被勒索一空,何来当十万美元?

  就这样,父亲基于商场道义为永源轮担保,结果却无端遭到限制出境,致使亨春轮在日本做船体检查时因未尽完善而导致后来更大的灾难。

  一九五○年六月底,亨春轮去日本大阪做船体维修检查,父亲既然无法出境,只好派贺寿千随船至日本。贺寿千如愿到了日本修船,修船回来后,长记公司于一九五二年秋天被迫结束营业,贺寿千却立刻在台北县中和乡买地盖屋开起了建材行,还买了三辆大卡车,同时经营货运业务。合理的怀疑是他去日本时拿了不少好处。

  亨春轮遇难

  亨春轮取得国际航行执照返台后,加入了船联会,每月可运载船联会所分配的台糖公司砂糖到大阪,连同装卸货物时间,每趟来回大约二十几天,其余时间可自行揽货。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亨春轮从泰国曼谷揽了一批四千吨的盐欲驶往韩国釜山交货,但在航行至南中国海(越南外海约六百浬处)时,推进轴突然断裂(推进轴约有一尺粗,若非早有裂痕,不会突然断裂),父亲推测应是贺寿千随船至日本时未善尽监督之责所致。

  此时亨春轮在海上漂流,船长虽立即发出S.O.S信号求救,然而国际救援却迟迟未予回应。原本船只若在海上遇难,可获得保险公司巨额理赔金,但问题是此时船上有三十多名船员,人命关天,倘若放任船只漂流海上等待不知何时国际救援才能来到,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父亲只好放弃等待,只能将自己持有的黄海水产公司股票向该公司股东郑旭东,以十二分利之高利贷质借美金二万元,汇去新加坡修船厂,请求派拖船将亨春轮拖至新加坡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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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新加坡修船厂所绘制之亨春轮平面图)

  亨春轮修复后回到台湾,此时,由贺恭林、贺照恭戴柱祥等人带头,领着数十位船员提告父亲,其中多数船员都姓贺,非贺姓者多数也都是石臼所乡亲,却为了父亲积欠他们每人千把块钱的薪资,聘请律师王培基向法院申请扣押亨春轮,要求将船只拍卖,以偿还欠资。

  由于这群人天天到公司大吵大闹,搞得鸡犬不宁,父亲虽允诺将由日后亨春轮每月固定载运台糖砂糖到日本的营收中拨款偿还,这个解决方案也获其中超过半数船员同意,但贺恭林、戴柱祥、王培基三人坚持不愿意和解。

  据了解,倘若官司胜诉,律师可以分得三成,因此当然不愿意和解;而该帮带头闹事之船员可能因为当年曾提告父亲却输了官司怀恨在心多年,但其中贺恭林、戴柱祥在战后逃至青岛,走投无路时,吃、喝、住全在我家,如今感恩之心荡然无存,反而苦苦相逼,只能说世态炎凉,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如此僵持不下的结果,亨春轮终于遭到法院扣押而停航,由于当时台湾对外贸易尚不亨通,因此拖了一年多都卖不掉,依当时交通部规定,所有因故停航之轮船必须分散停泊,亨春轮被指定泊锚于台北县的关渡镇港口边。

  原本亨春轮每个月还能有新台币八十几万元的收入,扣除船员薪资后,仍然能够勉强维持公司运转。如此一来反而导致所有船员生计全失,况且即使亨春轮拍卖成功,首先也得由亨春轮船员先行拿回公司积欠他们停航后一年多的薪资,其余才能归其他船员分配。

  亨春轮在停航一年半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十月终于找到了买主,最后以新台币二百八十万元,拍卖给了浙江籍的许文华、许文贵兄弟。两兄弟买到此船后,开设了「益利轮船公司」,并将船名改为「益利轮」,那时已逢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之际,外贸十分畅旺,亟需具有国际航运执照的轮船,因此经营不到半年,许氏兄弟就添购船只,业务应接不暇,此后五年又陆续购入五十万吨新船。若非当时债权人如此短视,长记公司前景仍大有可为。

  这场人算不如天算的官司,可谓双输。而父亲因早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公司周转困难时又曾将该轮抵押给「基隆港务局」新台币四十万元,加上需归还之前向友人的借款,因此该轮拍卖后未获分文,还积欠了委托郑旭东质借二万美元的高利贷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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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图:亨春轮抵押书)

  此时,这些债权人也不再吵吵闹闹了,只有律师王培基一人获利三成。

  于此种种灾难发生之际,黄海水产公司股东郑旭东又因稍早由债权人推举担任长记公司经理,此时又趁人之危,窃取了放在长记公司保险柜里的股东印鉴,擅自将父亲向他质借的黄海公司股票过户给其妻子与多位亲友,父亲只好再与郑某兴讼。

  一审时,郑某虽以背信罪遭判刑,但父亲所持有之黄海水产公司股票已遭过户无法取回,若要取回得继续再打冗长的官司,而父亲此时已心力交瘁,只能感叹时运不济,屋漏偏逢连夜雨。长记公司也随之结束营业,父亲毕生心血付诸流水!

  亨春轮已是长记仅存的最后一艘轮船,遭法院拍卖后,父亲的人生瞬间---

  「从云端跌至谷底,从一无所缺到一无所有」。

  父亲一生行侠仗义、助人无数,孰料晚年际遇竟是落得如此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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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8 15:25:52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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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1 10:59:13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十二)

 第八部 磨难人生拨云见日

  第二十章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大妈过世

  一九五〇年春天,父亲仍在狱中,大妈已经六十九岁,身体情况不是很好,此时家中大小事情全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除了每天都得准备一家人的三餐外,还得照顾不能下床走路的继祖母,大妈又在五月初得了盲肠炎,住进了郑州路的省立台北医院,医生说得禁食一周,出院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吃了东西就吐出来,又再去看了医生,这次医生说是肠沾黏,需要再开刀,但即使手术后也不能保证不会再沾黏,大妈正在考虑是否再动手术时,突然病情恶化,呼吸困难,母亲请来了当时知名蒋家御医蒋维伦前来出诊,结果发现是肺膜炎,蒋大夫每周来看诊一次,以一支一百CC的大针筒,从背后扎进去,每次抽出来的血水有半个脸盆之多,十分吓人。

  此时父亲的朋友介绍了一位知名国医郑曼青,住在我们家厦门街隔壁的巷子,每天来家里出诊一次,每次的费用是新台币六十元(当时白米一斤只要一元二角),郑大夫开了个药方子,还指定得上迪化街某家中药行抓药,一副药需要二十多元,大妈服药后明显感觉身体舒服很多,我们猜测里头可能掺了一些麻醉药的成分,这样吃了大概半个多月的药,这笔药费在早年在父亲生意兴盛时根本不算什么钱,但此时家中经济已十分拮据,无力负担如此昂贵的医药费,只好另外请了一位国医张伯塘来看诊。

  我们把郑曼青的药方给了张国医看,他也开了同样的药方,但是没指定得上哪家中药行抓药,我们也没再到原来的中药行去抓药,但同样药方煎出来的药,大妈吃了以后却毫无任何效果,如此拖了一个多月,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大妈就去世了,享寿六十九岁。父亲距离父亲出狱还不到一个月,又逢妻子重病过世,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何特别伤痛之情,但心中的巨大的哀伤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给大妈办了一个简单的丧事,大妈的亲戚,我的表姊们都来了,仪式结束后,将大妈安葬在当时台北市最好的六张犁公墓,隔壁葬的是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的老太太。

  二弟出生

  一九五一年国历十一月二十一日,母亲在距离生下大妹欣林十三年半后,在台北市厦门街住处,由一位女助产士接生,生下了我的二弟隽林,比我小二十一岁,此时母亲已四十一岁,父亲也已六十五岁,算是老来得子,实属不易。父亲十分高兴,亨春轮也开始接到船联会分配的订单,载运台糖公司的糖出口至日本,每月固定有新台币八十多万元的收入,虽然仍得陆续归还之前积欠的一些债务,但此时公司仍然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丧子之痛

  一九五二年夏天,大弟华林考上了省立桃园高中,平时住在学校宿舍,放假时才回家,五三年暑假时回到新竹家中,晚上睡在客厅的榻榻米上,到了七月二十七日,突然发起了高烧,以为的了流行性感冒,由于高烧一直不退,我和父亲就把二弟送到省立新竹医院住院治疗,一生给打了退烧针也开了要给他吃,但高烧还是退不下来,我们也陪在他病床边照顾他,到了二十八日晚间,他突然开始胡言乱语,不停的说着一些我们完全听不懂的话,医生判断应该是感染了日本脑炎,当时这种病算是绝症,没有特效药可医,即使勉强救回一命,也可能成为废人,最后医生还是试着打了昂贵的盘尼西林,但仍然不见起色,到了七月三十日大弟就过世了,得年足十九岁又十七天,按照家乡的说法,也已届龄二十岁,算是成年了。

  回想过去,我们兄弟二人曾在一九四○年七月遭土匪绑票长达半年之久,那年我十岁,大弟六岁,我们在被绑票期间相依为命,我也担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此后除了抗战末期我随父亲去了河南商丘,两年没和大弟住在一起、玩在一起外,胜利后我们一直在一起生活,还一起去了上海新华中学念书,可谓兄弟情深。

  大弟去世后,停灵在省立新竹医院太平间,父亲委托了一个葬仪社给大弟办了丧事。仪式完毕后,遗体送去了位于西大路与现今食品路附近的新竹火葬场,次日我和父亲去领取骨灰,检骨师傅打开焚化炉的铁门,抽出来一个大约七尺长的铁盘,骨灰和未燃尽的木炭仍铺在铁盘上面,隐隐约约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轮廓,此时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尽量忍着不让父亲看到,其实父亲也和我一样,甚至比我还更伤心,心爱的次子如此年轻的生命突然间就消逝了,人世间还有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令人悲痛的事吗?

  葬仪社的人带来一个方型的骨罐,咖啡色陶土制的,师傅打开盖子开始捡骨,先从脚开始捡,仔细的捡着,每捡起一块就轻轻的放在罐底,捡到最后是头骨,放在罐子的最上面。我捧着骨灰罐,乘坐葬仪社的三轮车,去了新竹市青草湖附近的灵隐寺,将大弟的骨灰坛存放在此。父亲已先行回家,没有跟我一起来,我在灵隐寺办了手续,缴了五百元的费用,仍然乘坐葬仪社的三轮车返回市区。

  当我和父亲正要离开火葬场时,突然来了长记的员工费正卿和贺吉林二人,费振卿十分平静的告诉父亲,他们已经把父亲让他们白住着的基隆港东街七号,长记基隆分公司四百六十坪的房子的所有权顶让出去了,至于顶了多少钱他没说,父亲也没问,费振卿拿了两千块钱给父亲(此处房子是父亲来台时以六十两黄金顶来的),此事并没有经过父亲的同意和盖章,如何能将土地和房子顶让给别人?显然他们自行刻了父亲的印章,伪造文书盖在转让的契约上,但父亲没有追究,他们还假意的向父亲说了些节哀的话。父亲接过了钱,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嫌少,任由他们二人离去。

  我们刚到台湾时,那时市面上用的还是老台币,也贬值得厉害,因此来台后所有公司和住家房子都是用黄金「顶」来的,多则七十两,少则二、三十、余两,基隆这处房地有四百六十坪大,是一九四九年父亲花了六十两黄金(折合新台币为十二万元)顶来的,到了一九五三年,台湾已经开始对外通商,各地房产均增值不少,比起当初顶到房子的价格早已高了数十倍,尤其是基隆码头附近,因为此时台湾对外贸易已开始蓬勃发展,基隆港附近的房价更是增值的厉害。若依当时市价,此处房地至少值新台币三、四十万。此事虽然费经理和贺吉林两人都有份,但完全由费某一人主导,因为贺吉林不识字,这事得由识字的人去办。长记公司结束营业以后,费振卿随即在台北开起了「万利当铺」。曾此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探视父亲,我们合理的怀疑他用这处房地顶到的钱作为营业资金,很快就发达了起来。

  大弟去逝后,每年清明节我去给他上香烧纸钱时,都会想起一首宋朝诗人高翥的诗: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需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继祖母的殡葬费

  早在一九四八年,继祖母就在青岛武定路三号家中不慎跌倒,导致髋关骨骨折,医生说得动手术,但继祖母因为年事已高,不肯去医院开刀,此时二叔和二婶和堂兄藩林、堂姊琴林等全家都住在小港沿四十七号长记轮船公司煤场的楼上,既不前来探视自己的亲生母亲,更别说照顾了。因此照顾继祖母的责任全都落在母亲身上,父亲帮继祖母请了专治跌打损伤的师傅,这位在青岛地区风评颇佳的江湖郎中祖传秘方的膏药,对祖母的骨伤效果不大。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但过了三个多月后,继祖母依然只能在床上坐着挪动,不能站起来走路。

  一九四九年青岛撤退时,二叔、二婶和继祖母都搭了长记的船来到台湾,二婶还携带了若干祖父的黄金,一开始二叔全家四口都住在基隆港东街七号长记基隆分公司的房子里,不久后他们搬去了嘉义新生街九巷七号,但依然没想过也把自己的母亲接去同住,继祖母还是跟我们一起住在厦门街,由于继祖母无法下床走动,母亲又刚生下二弟,除了照顾二弟外还得负责家人的三餐,根本忙不过来,虽然此时家中还有一位原来在祖父的福永茂帆船上担任船员的吕宝山,能够帮忙做些杂物,但仍然忙不过来,因此父亲又把原本照顾外婆(大妈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刘朱氏请来和母亲一起照顾继祖母。

  一九五二年的某一天,二叔突然来了台北长记公司,不过来的目的不是探视他不能下床走动的母亲,而是向父亲讨继祖母的殡葬费,他要求父亲给他两万块让他先存着,父亲回他:老祖还住在我家,也还好好的活着,你来要什么殡葬费?将来母亲过世时,我自然会好好的办丧事,你现在操什么心?

  不久后,二叔听信了船员的话:「如果你把你母亲接去住,不怕你哥哥不给赡养费」,二叔想想也是个理,于是终于把继祖母接去嘉义同住。

  一九五三年,当长记公司的亨春轮在南中国海因为推进轴断裂,船在海上漂流,父亲正焦头烂额设法筹钱处理善后时,二叔又来了台北,仍然吵着要继祖母的殡葬费,父亲问他:「母亲去世了吗?」,二叔答道:「没有」,「那为何现在就来索取殡葬费?」,二叔讪着脸大言不惭的说:「我听说你的公司可能就快倒了,你现在不赶紧把母亲的殡葬费拿交出来给我保管,将来若是母亲去逝,你没钱了,拿什么来安葬母亲?」,但父亲仍然没给他钱。

  我们搬到新竹后不久,有一天二叔突然来了,还是吵着索取继祖母的殡葬费,父亲被他闹得没办法,于是叫我去嘉义将继祖母接来新竹同住。

  我出门后,二叔也跟在我后头,我到火车站售票口买票,二叔一手把我推开,此时父亲也随后到了,二叔又在火车站大吼大叫,此时车站的警察过来维持秩序,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二叔跟警察说我跟我哥哥要母亲的殡葬费我哥哥不给,警察问二叔,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二叔回答,我母亲还没过世,警察说,你母亲还没过世你怎么能来要殡葬费?二叔一时答不上话,接着警察把父亲和二叔送到了车站前的派出所。正当局面僵持不下时,突然从里面走出来一位二线一星的警官,一看二人,惊讶的说:「你们不是三哥和四哥吗?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问了原委后说:「在这里吵不好看,不如到我的办公室去详谈吧!」这位警官是我的宗叔贺华斌,我们都称他四叔,他的哥哥也在亨春轮担任船员,因此对长记来台后发生的事情很清楚。父亲和二叔去了他的办公室,我独自走路回家。不久后父亲也回来了,叹了口气说:「真是丢人现眼!」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二叔。

  二叔搬到嘉义时,住的房子是藩林大哥的部队配给的,同一栋房子的前半部配给了一位日照同乡「厉景周」,是个副营长,他的夫人我们称她五嫂,他们后来也开始养鸡赚钱补贴家用,后来我开始出售孵卵机,五嫂也跟我买了一台六千三百粒的孵卵机,有一回我去维修机器时和五嫂闲聊,五嫂对我说:「你二婶向我显富贵,她有好多金元宝」,并且亮给她看,一包有十几颗,五嫂当时羡慕的不得了,我没有妒忌,倒是佩服她,一路从石臼所连夜逃难到青岛又辗转逃难来台,都是父亲养着他们全家,而她手上居然还能收藏这么多金元宝,我猜或许这还不是祖父全部的黄金。

  一九五九年,阴历十一月,父亲生日那天,我照惯例请了新竹市金龙饭店的大厨到家里办了两桌酒席给父亲过生日,堂兄藩林也坐着部队的吉普车来了,不过是空着手来的,又再次跟父亲索讨继祖母的殡葬费,父亲没理他。

  过了五、六年,继祖母去世了,二叔寄了讣闻来,父亲带了六千块钱奠仪,去嘉义参加丧礼。此后两人再无来往,兄弟之情荡然无存。不久后二叔也过世了,又寄了讣文给父亲,父亲没再去,不过我依然照礼数寄了一份奠仪过去。

  我的婚约

  一九五一年父亲的朋友王金祥先生介绍了一位祖籍山东曲阜的王幼芳小姐给我认识,当时她任职于员林第二国小担任老师,十月十日我去相亲,王小姐长得十分漂亮,我长得也算英俊,而此时长记公司营运状况也还算正常,因此双方都很满意。十月二十五日,我们在台北市厦门街家中办了一个简单的订婚仪式,王家请了她们的亲戚孔德成先生来福证,双方交往了一年,交往期间王小姐认为我是阔少爷,经常要求我给她买东西,买个包包得花四百元,每个月至少得做一件新旗袍,我都如数照办

  1542425054

  (附件:贺中林年轻时照片)。

  一九五三长记公司结束营业,我们全家搬至新竹,此时我已无法继续供应她庞大的花费了,我开始靠养鸡赚钱,王小姐嫌弃我不知长进,认为养鸡没有什么前途。此时她恰好又被调至革命实践研究院深造,不到两个月就和她的老师---国民党桃园县党部的主委纪天行交往,于是委托介绍人要求我解除婚约,我毫不迟疑,立刻答应。

  她攀上高官后不久后,二人就结婚了,不料桃园县选举时若干党外人士被选上,纪天行因此事被高层叫去斥喝,当晚回家就自杀了,但报纸上写的是因心脏病发而死。一九六二年中,我已三十二岁,又经友人赵慎安先生介绍,认识了住在嘉义县的陈秀甘女士,当时我的生意已经十分红火,因此双方交往大约半年后,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新竹市结婚,婚后育有二子二女。

  来年,我的大妹欣林也与任职于西方公司的军官韩东声先生经朋友介绍后结婚,越战期间,妹夫被西方公司派驻于越南,婚后也陆续生了二子一女。(WesternEnterprisesInc.,WEI),为当年美国派驻于台湾的机构之一,于1951年2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正式注册成立,由最早开始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秘密接触的查理·詹斯顿(CharlesS.J0hnst0n)担任董事长,威廉·皮尔斯则负责主持西方公司驻台北办事处的业务。台湾总部设于台北市中山北路圆山附近,活动基地则在大陈岛、金门、马祖等外岛。西方公司表面上是一家民间公司,但实际上是隶属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机构。成员为美军各战斗单位选出的七十多位精锐军官团组成,负责训练中华民国国军。1955年初,西方公司结束运作,将业务转移给另一个美国中情局派驻台湾的秘密单位美国海军辅助通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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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3 13:37:42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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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3 14:57:55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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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山头多墓田 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 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需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2017-11-13 16:55:51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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