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

读到精彩之处感怀世事变化、创业维艰,点滴之处更反映出贺仁庵的雄才大致与隐忍慈怀的大家风范!

2017-09-21 20:12:18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各位老师及热心网友:大家好!因现在社区网名需要手机实名认证,作者身在台北的缘故,暂时无法登陆继续发表连载文章,目前正在申请中,故近期连载暂停,望大家耐心等候,本文作者贺郁芬女士再三委托,对给大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后期文章将努力为大家精彩呈现,再次致歉!

2017-10-10 10:56:47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波涛汹涌

2017-10-11 16:53:44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六) 上

  第四部 波涛汹涌

  第九章 沈船阻敌共赴国难
  青岛抗战前夕

  

  民国初年,日本为了扩展在中国华北的势力,一直伺机入侵山东。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7月爆发后,日本借口英、日两国为同盟国,立即趁机对德国宣战,并派兵进入青岛与德军开战,德军溃败不敌,日本随即登陆山东半岛,占领了原属于德国殖民地的青岛。

  自此开始,大量日本人涌入青岛,日本政府借着大规模的移民及鼓励日人在青岛投资,设立各级学校,企图将青岛全盘日本化。至1915年为止,日人在青岛所经营的各行各业有一千余家。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战结束时青岛十万人口中,约有将近二万人为日本人,日侨在青岛投资的工厂达二百多家。

  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青岛日侨人数逐年减少,但日本仍未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当时列强各国正逢经济恐慌之际,无暇东顾。九一八后日本更变本加厉扩大其对华侵略的政策,以「支那驻屯军」(天津军)为中心,积极推动华北五省分制计划,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五省藉由非武力手段脱离中国政府成为日本的附庸。

  1933年日本又设立了「天津特务机关」,企图收买若干华北将领,但当时军阀骑墙派者居多,因此计划并未成功。至1936年时日本将驻华北的兵力一举增至五千人,但此时中国人的抗日意识也日渐高涨,日本企图侵华的野心对中国人民而言已经不足为惧了。

  1936年11月,日本再次借口青岛纱厂工人响应了上海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同盟大罢工」事件,派兵登陆青岛。

  基于当时日本人在青岛所享有的特权,国民政府不得在青岛驻扎中央正规军队,导致青岛市武力十分有限,此时市长沈鸿烈不得不屈服于日军强大兵力之下,镇压了罢工工人,并处分该事件中处理不当的中国官员,日军才撤离青岛。

  事件之后,1937年初,沈鸿烈电请南京中央政府加派兵力驻守青岛,以防备日军随时再次借口登陆。四月,中央以保护胶澳和金口两地盐厂之盐税收入为名,调派了一个二千余人的税警团赴青岛驻扎(税警总团始建于1930年,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财政部下组建的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在当时却堪称一流,先后担任总团长的温应星、王庚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排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少壮派,武器装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税警总团下属6个团,总兵力达3万余人,但因时局突变,并未在缉私征税方面发挥大作用,而是在抗日战场上屡显身手。1938年税警总团改编成陆军第8军第40师)。此部队配有「军用摩托车」(正式名称为:TYPE九七SIDECAR九七式侧车附自动二轮车,是当年由美国哈雷机车原厂授权在日本生产的”陆王”车改装而成。),车子右边加装了一个船型车舱,可多坐一人,此车还配有机关枪,可视行经地区情况随时开枪射击,当时青岛人称其为机械化部队。该团所属第五团,随即进驻青岛摩天岭棘洪滩盐田区,日本获知后立刻提出严正抗议,是为「税警团事件」。

  1519160720

  (附图:军用摩托车)

  同年七月七日,北平市郊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在北平附近的宛平县进行军事演习,声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守城之国军第29军拒绝,日本随即向中国守军开枪,并进攻卢沟桥)七月十七日蒋委员长深知和日本开战已至最后关头,于庐山对全国同胞发表了抗战宣言(摘录重点):

  「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但是一但最后关头来临,中国将会绝对牺牲到底。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纵使战至一枪一兵,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


  而后7月28日北平沦陷,7月30日天津沦陷。随后又爆发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爆发于1937年8月13日上海,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同时也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是中日双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大型会战。),自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八月初,松沪会战爆发前,南京政府又加派了税警团第六团抵达青岛,布署于市区各重要地段,修筑工事,成为青岛守军主力部队。此举再度引发日方强烈不满,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挑起战争。

  七七事变后月余,日军派出数艘千吨左右的小军舰,封锁了整个华北沿岸,一旦发现海上有中国船只出没,立刻开枪射击。因此所有大小船舶,无人敢出海。

  当时长记轮船行有六艘轮船:迎春、得春、承春、长春、同春、江春泊于青岛大港内,另有一艘华顺轮泊于燕尾港,还有一艘永春轮泊在石臼所前海,以及泊于上海、南京以及射阳河的十多艘船只均已奉令停航月余。

  此时中国华北五省多数已遭日军控制,或与我军对峙中,仅剩山东鲁南一角(日照、诸城、莒县、沂水、蒙阴山区)尚未沦陷。父亲也已自青岛返回老家。我们全家窝居在石臼所,虽有电报局,但是无人以电报播报新闻,当地也无报纸,亦无电力供应,因此对外音讯完全不通,只有一台父亲自青岛买回来的的德国制收音机,以干电池供电,在长记西院立了两支木杆作为天线,收听广播,只听到呜呜呀呀的讲了一些北京话,声音时断时续,杂音又多,和聋子的耳朵无异,既听不懂到底发生何事,也无法了解全国情况。

  父亲见局势十分危急,判断大后方应该还是安全的,因此全家搭乘了吕战彪司令派来的卡车,由石臼所经诸城至胶州,转乘胶济铁路火车到青岛。

  原打算自青岛搭乘英国太古洋行之商轮抵达天津,由天津搭津浦铁路到徐州,再由徐州转乘陇海铁路往西行,辗转到大后方,或可搭乘平汉铁路至汉口,再搭乘江轮转至重庆,或许长记泊于南京的宜春轮还在,亦可搭乘自家轮船直接到重庆。

  哪知到了青岛,父亲看了报纸,才发现原先计划的路线根本行不通,全家人只好在青岛待了下来。

  此时青岛市面上仍然一片繁荣,所有商业活动也一如往常进行着,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其实国军已准备好随时应战,日本海军也已集结于青岛外海伺机登陆,局势十分紧张。

  八月上旬,数名日本浪人装扮成中国士兵,在德县路圣功女子中学前枪击了行经此地的日本水兵,造成一死一伤。日本军方强硬地指称开枪者为中国士兵,中国政府无力维持地方治安,日人在青岛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几分钟后,环伺在青岛外海的日本军舰立即将炮口对准青岛市区,进入备战状态。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严正警告沈鸿烈,「日军必须立即登陆青岛,以保护日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无理的要求,被沈鸿烈断然拒绝。

  此时双方进入僵持局面,战争一触即发。但之后事情却出现转折,双方展开了外交谈判。几经交锋后,日方保证不在青岛挑起战争,沈鸿烈则承诺会保护日侨在青岛的生命财产安全。

  沈鸿烈当时的对日政策,是「小事不争,大事不让」,因此在德县路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要求警察严加防范日人在青岛的一举一动。由于青岛当时已有数千名税警团部队,一旦双方战事爆发,首先受到最大影响的也可能是这些日本侨民和他们的商店以及工厂。

  而日军于此事件发生后,并未立即挑起战事的原因,除了当时青岛的日本人为数尚多,尚未完全撤离外,另一原因是,原拟调派至青岛的日军主力部队因松沪战役爆发,转派增援上海地区。

  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同时还担任国民政府东北海军总司令,当时上海地区战事正在进行中,如果青岛也同时和日军开战,情势亦十分不利于中国。因此该事件发生后,沈鸿烈一方面和日军展开拖延战术,一方面电询中央:一旦双方发生战事,该如何应对?

  奉令沉船

  八月下旬,中央电令沈鸿烈速将泊于青岛大、小港之间的所有国籍商轮,尽速沉塞在胶州湾港口航道上,

  阻止日舰进入而登陆。


  此时青岛的船商,都接获了这道沉船命令。而长记轮船又是当时青岛航商中船只最多的一家;父亲接获命令后,心情自然十分沉重。但眼看国难当头,怎能置身事外?

  其实青岛地区长久以来,除了极少数的亲日份子之外,全市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抗日情绪,人人都有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

  于此同时,有一位和日本人走得很近的裕泰轮船行老板叶玉阶,前来拜访父亲。并极力劝说父亲和他们一样,将船开至海西的黄岛、薛家岛一带,一来可以躲避日军的炮击,二来可避免因沉船而遭到的损失。

  叶某告诉父亲:「我们是商人,何必为了战争抛弃半生经营而累积下来的家业?」

  父亲对于叶某的劝说,毫不理会,令他不满而去,并扬言道:「事实摆得很明白,就凭青岛的这点武力,绝对挡不住日军的进攻,若与日军为敌,极可能遭致严重的后果!」

  但面对这个民族大义的关键时刻,父亲当然有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胸襟和气魄。

  青岛作为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商埠,而胶州湾又是日本人称为「天下第一关」的商港兼军事港口,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能够配合政府沉船命令,成功阻挡日军进攻步伐,青岛军政人员也将有充裕的时间撤退。

  当时长记轮船行泊在胶州湾的轮船,有长春、同春、得春、迎春、承春、江春六艘,小则三百余吨,大则七、八百吨。这些都是日军一直觊觎的轮船,因为可用来帮助他们转运作战物资人员。

  倘若一旦日军占了上风,这些船只势必遭到他们利用,直接助长了敌人的势力,做为侵略中国的工具。而这样的结果,是父亲深痛恶绝的。

  父亲与沈鸿烈素为至交,向来支持沈鸿烈的决策,且中央下达沉船命令时还曾允诺:「若有损失,战后将以同等吨位之全新轮船予以赔偿。」

  父亲深知已面临「破釜沉舟」的紧要关头,虽然一生心血恐将毁于一旦,自己也会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但是于公于私,沉船已是势在必行的任务。

  沉船前,父亲交代了各轮的船长和轮机长尽量拆下船上重要机件,防止万一日军将轮船打捞出水后马上可以使用,并将拆下的机件,藏在薛家岛及澄瀛等乡下,以便日后若能收复,还可以再装上使用。

  后来事实证明,父亲的防范未然完全料中了日军的想法。抗战胜利后,长记于战时留守青岛的人员向父亲报告:「长记」在胶州湾所沉的轮船,在日军登陆青岛后不久,即被日军打捞出水并没收,且使用了这些船只运送物资。

  沉船主要的目的是要将船阻塞在航道上,因此不是随便就地沉没就行了。依照沈鸿烈战后发给长记轮船行的沉船证明书上所写:「放水沉塞航道阻敌进犯」,因此首先得将船只移至航道上,并依照指令沉至指定地点。由于船上重要机件既已拆除,因此无法航行,幸好青岛大港内有一艘港务局的拖船,沈鸿烈就以这艘拖船来作业。

  父亲也压抑住心中的沉痛,登上拖船,亲自指挥长记的船员配合指令,将船拖至预定沉塞地点。

  「拖船」这件事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不易。因为轮船不是车辆,无法煞车,所以得以极缓慢的方式移动拖行,还得保持固定方向,才能顺利到达目的地。

  放水沉船是既快速又有效的沉船方法,只需在拖船上以两台抽水机抽取海水,以三寸粗的水管,同时灌入要沉没的轮船前、后舱。这是以物理学的原理来操作,不能先将前舱灌满,再去灌后舱,这样船就会斜着栽入海里,偏离了原先预定沉船的位置。(坊间传言沉船是以水泥灌进船舱使船下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青岛并无水泥工厂,一时之间也无处可买到沈船够用的水泥,且若以水泥置入船舱,则打捞出水的船也无法继续使用)。

  一艘船从拖到指定航道上到灌满水沉没,需花上三至五小时不等,视船的吨位大小而定,因此前后花了三天才将这六艘船弄沉。

  1519160720

  (附:沈船位置图)

  同一时间,长记还有一艘泊于燕尾港的「华顺轮」,也奉国军57军总司令于学忠之令,放水沉没于燕尾港的航道上,目的也是延滞日军进入航道而登陆,并免遭敌利用。

  至此,进入青岛港的胶州湾航道,已遭阻挡,日本军舰已无法直接驶入胶州湾。而沈鸿烈带领官员于12月27日自青岛撤退后,日舰延宕至1938年1月10日左右,才由青岛市郊之山东头和前海栈桥以小舢舨登陆。若非胶州湾航道已遭阻塞,日军大可立即由胶州湾载运大批作战人员及战备物资进攻青岛。

  而青岛市郊之山东头与栈桥一带水浅,涨潮时水深也仅有一、二米,无法停靠大型军舰,仅能以小舢舨一次载十个人左右登岸,何以沈鸿烈已撤出青岛超过半个月,日军放着大、小港码头不派大型运兵船登陆?原因就是因进入青岛港的航道已为长记的轮船及海军的一艘老旧舰艇所沉塞。

  父亲将轮船沉没后,立刻成了山东地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至于是否还有其他航商在胶州湾沉船,我未曾听说。依照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七(1948)年十月八日于上海所举行的召开的『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全国航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第三次会议纪录显示,抗战期间,青岛地区民间商轮仅有长记轮船行一家有沉船纪录。

  如今事后回想,若非父亲沉船义举,中国华北地区抗战历史或将改写。

  至于泊于上海的「申春轮」、「盛春轮」和泊于南京的「宜春轮」,以及父亲甫于苏北射阳河开辟的三座码头和新打造的「长宁一号至十号」十艘平底船,在八一三松沪战役历经几番轰炸后,这些船只音讯全无,是否已遭炸沉,无从得知。

  坊间传说胶州湾沉船的时间是在十二月,与我亲身经历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长记的轮船在八月下旬中央下令沉船未久后就沉没了,而沈鸿烈烧掉四方地区日本纱厂也是在这个时间,并非沈鸿烈撤出青岛的前一天才烧的。

  我之所以如此笃定的说,是因为沉船之后,我们全家立刻就搬走了。

  由于父亲当时是青岛市轮船业界的大老,也是日军极力想拉拢或利用的人物,但他不顾同业亲日份子的劝说和警告,毅然将长记的轮船沉没,此举等于公然宣告与日军为敌。为了避免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不敢再继续住在馆陶路十五号长记轮船行楼上原来的住家,全家人立刻搬到了父亲盟兄安鹏东位于华山路的洋房暂住。

  我那时虽然不到八岁,但记得非常清楚。安家后院的玻璃花房中养了些兰花之类的盆栽,花盆之间放了上百个铁制的香烟罐,每个烟罐里养着一只蛐蛐。每到夜晚,虫声唧唧,非常好听,令我印象十分深刻!

  中国北方到了九月,天气就开始入蜇了,而蛐蛐是季节性的昆虫,一旦天冷就无法生存,当年也无空调设备,因此可以很肯定的说,长记轮船在胶州湾的沉船时间,是在国历八月下旬,而非坊间传说的十二月,况且倘若中央八月中旬就已下令沈鸿烈执行沉船任务,父亲又有何理由不立即配合中央的战略而继续拖延?

  父亲和我们全家搬到安伯父家的第三天傍晚,我忽然看见安伯父和父亲急忙往楼上跑,我也跟了上去。只见很远的东北方地区一片红光,那里就是日本四方纱厂的所在地,安伯父说:「沈鸿烈果然执行了中央所下达的『焦土政策』,烧毁了日本人的纱厂。」(焦土政策又称焦土作战,是一种军事战略。此战略包括当敌人进入某处前破坏任何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中文「焦土」的意思包括烧坏农作物摧毁敌人的食物来源,古称「坚壁清野」。这个战术词汇在现代使用上并不限于使敌人食物缺乏,还包括破坏遮蔽所、交通运输、通讯与工业资源。)

  这事是我亲眼所目睹,令我终生难忘。

  沈鸿烈撤离青岛前夕,又将青岛发电厂及其他多处重要设施炸毁,并下令一艘海军军舰沉没于青岛港航道上。

  我们在安家住了大约一星期后,父亲召来了他的司机,开来了他的蓝色富豪VOLVO轿车,又带着家人搬到了父亲的好友,胶州警察局长侯芝庭的家,打算从胶州返回石臼所。

  大珠山是回石臼所的必经之路,可是听说山上有小毛贼拦路抢劫,我们在此地待了两天,起程时,侯伯父派了一辆警车和四名警察为我们引路,直到车子行过大珠山和诸城地界后,他们才停下来。父亲向他们道了辛苦,打了赏钱,继续南行。当天傍晚,我们又回到老家石臼所。

  我们全家在一九三七年的中秋节前回到了石臼所,节后两天,是一年当中最大涨潮日,父亲命船长将泊于石臼所外海的「永春轮」以最大马力冲上石臼所大古墩的海岸上,船冲上岸后,父亲又吩咐船长和船员们拆下了船上所有能拆的机件,使其无法再航行。

  赈灾济贫

  阴历十二月初,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虽然此时长记的业务已停顿多时,父亲也赋闲在家,连着几天清晨,正是家家户户开伙准备早饭的时候,父亲从家中往外望去,发现许多人家的烟囱都未冒烟,于是让觅汉出去打听是怎么回事?

  觅汉打听后回府向父亲禀报,原来由于日军封锁了石臼所沿岸,导致渔民无法出海捕鱼,直接影响了四乡居民的生活,受困者数千余户。

  父亲听闻后,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虽然此时长记的业务已停顿多时,但父亲仍在长记轮船行门口贴出赈灾公告:「凡四乡贫困者,不论老幼,只要持村长或庄长证明,每人可领二元大洋(当时一袋洋面粉重二十二公斤,售价二元),若一家有十口人,则可领二十元大洋。」

  消息一出,长记轮船行门前人潮蜂拥而至,大排长龙,这个赈,一共发放了三万余大洋。

  申请归还财产

  1938年2月5日,阴历正月初六,父亲和我们全家都在石臼所过年,此时长记留守青岛的人员向「青岛治安维持会」(日本人战时设立的伪政府)会长「赵」,呈请出具遭「日本海军特务部」没收的贺仁菴在青岛的全部财产证明,以便向「大日本海军特务部」登记,并列表陈述除了在青岛沉没的六艘轮船,另有沉于燕尾港的华顺轮和一艘汽艇及青岛的房产:

  1519160720

  1519160720

  (附图:日军没收财产证明)

  1、长安路长记里23、25号之楼房,上、下二层共五十四间,

  2、小港沿四十七号长记煤场和房屋七间,

  3、馆陶路十五号长记公司屋内所有对象。

  这是长记留守在青岛的经理江立南,以贺仁菴的名义向日本人提出的一种策略。这个策略的目的,是希望将来若有一天和平了,有凭据可要求日本人发还这些财产。

  当时青岛的国籍轮船,除长记外,还有叶玉阶的裕泰轮船行和一家专门航行于黄岛和薛家岛等地的渡轮船行,他们的财产都没有被没收,唯独父亲的财产遭到没收。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沉船挡住航道,在日军心目中他们是友好的商人。

  风暴来袭

  1938年阴历正月初十,大约上午九时,一艘千吨左右的日本军舰,在石臼所前海下锚。泊碇后放下小艇,从舰上下来了九名日军和一位翻译。

  一行十人大摇大摆到了石臼所城南门外,叫开城门,其中一位穿便服自称是翻译的,是叶碧桐先生,他是裕泰轮船行的少东,也就是亲日商人叶玉阶的儿子。他陪同「皇军」少佐前来,表示要见父亲,并说明是为了石臼所的和平而来,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此时城门上值班的警察答复,得先派人去请示局长,得到局长准许才能开门。

  长记轮船行就在石臼所南北大街的最南端,父亲立即知道了这个消息。认为兹事体大,随即以电话向日照县长赵丹坡报告此事,并请求指示该如何应对。

  县长赵丹坡告诉父亲:「刚才公安局长也来了电话,这个城墙就算再结实,也抵挡不了日本人的军舰大炮,既然他们声称是为了和平而来,那就开门听听他们怎么说,暂且先不要触怒他们,再做道理!」

  于是县长要求公安局长下令打开城门,让日军进城。

  叶碧桐随即陪同日本少佐及两个卫兵进入长记东院,父亲在会客室门前迎接他们。另外还有六个卫兵被带到长记的西院,由戴献堂接待。

  叶碧桐说明了来意:日本「皇军」驻青岛的海军特务部司令指挥官,欲派令父亲为「日照滨海地区司令」,并出示了这个派令,要父亲收下。(这个派令后来给了『陈成功』,此人通晓日语,山东沦陷后,当了汉奸,先后在青岛、日照给日军当翻译,后被指派为日本人的日照伪县长,但只管辖日照、石臼所、涛雒三地,抵抗国民党派的日照县长牟西禹、尹鼎五、曹兴垣等,又网罗各地汉奸、土匪数百人,盘据于日照地区,配合「伪军」扫荡各地村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1948年被共军逮捕,次年在涛雒遭枪决。)

  如果父亲接受了这个派令,将立刻成为众人喊打的「汉奸」,倘若要当汉奸,又须沈船阻敌?

  父亲听了此话后,十分冷静,连连向叶碧桐摇手说:「不可,我只是一介商人,既不懂政治,更不懂军事,怎能当得起司令之职?况且我又不通晓日语,令尊叶玉阶既会说日语,你母亲又是日本人,不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吗?」

  叶碧桐说:「皇军是看上贺叔叔在华北沿海的名声和威望,如果是委派家父来担任此职,家父当然非常乐于从命,但家父之声望远不及贺叔叔在皇军心目中的分量,尚不足以担此重任。若贺叔叔愿意接此一任务,必可帮助众乡亲维持和平,免遭伤害,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其实皇军大可以直接挥军登陆,那就免不了伤害无辜的乡亲百姓,请贺叔叔考虑何者为佳。」

  父亲又分析道:「我不计较个人荣辱,但是现在各地百姓反日情绪高涨,我今天若接了这个派令,消息马上就会传出,那我明天还有何『威望』可言?

  四乡现在有为数两千余众的游击队,抗日情绪十分激昂,这些人一听说谁家买了匹日本布,就立刻去抄了出来烧了,这个派令现在给了我,不但帮不了皇军,反而刺激乡亲与我对立。如果皇军想在此地发展,恐怕必须考虑如何先与游击队沟通妥当,才能维持和平。」


  此时叶碧桐与少佐反复讨论,县长赵丹坡此时也来了电话,说他已经派了两位秘书前来,想先听听日本少佐他们的意见才好应对。

  赵丹坡向来不是个与人为善的人物,石臼所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赵丹皮」,乡下人则称他是「赵剥皮」。

  父亲虽怀疑赵丹坡此举来意不善,可能是个陷阱,但此时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后,县府的二位秘书乘洋车而来。

  他们的态度出乎意外的恭谨,声言是奉县长之谕而来,县长亦不愿与皇军为敌,希望大家能商量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既不刺激游击队,又能与皇军和平相处。最好是大家能和县长、以及几位流亡来此地的县长,一起讨论有何妥实的办法。言下之意,似乎县长有意向日军投降!

  如果能说服县长和几位流亡来此的县长归降了「皇军」,这是何等大的功劳?叶碧桐立即应允前去县府。父亲无奈,但此时也别无选择,祇好与他们一同前往县府。

  日本少佐没有同去,可能有两个顾虑:一是怕引起误会,不便同去。二来因为这终究是在中国人的地盘上,虽说有艘军舰泊在岸边,但是彼众我寡,一旦落单,难保不测,所以连同八个护卫都留在长记西院等候消息。

  曾有人说父亲和叶碧桐是被县长派「重兵」抓走的,殊不知当时叶碧桐有日军当靠山,岸边还停着日舰,炮口都朝向石臼所,怎么可能让你轻轻松松就「抓」走?更别说当时县长也无任何「重兵」在手。

  父亲和叶碧桐到了县府,才发现哪有什么「商谈」之事?根本就是直接被关进大牢,父亲后来听衙役说,原来这是自即墨来的流亡县长「史景周」出的计谋,打算不费一枪一弹让两只肥羊自动送上门来,本来还指望着能从贺仁菴身上捞个十万、八万大洋,叶碧桐少说三、五万也拿得出来,先关个几天,不怕财神爷不派人送钱来说项!

  不过,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当日中午,几位父亲的好友得知父亲被县长关进大牢后,立即以加急电报将此事向省主席沈鸿烈报告。下午二时,沈鸿烈即以省主席名义发了紧急电报致日照县长赵丹坡。

  电文内容是:「查贺仁菴素着地方,热心公益,是否有不法行为,俟本府派员查明核夺,暂准保释!」

  消息传出后,次日,各地的乡长、保长、士绅等三百余人,群集在县政府外要求释放贺仁菴,二位县太爷还没尝到甜头,如何肯放人?所以拖延着,违背了省主席的命令。

  而父亲除了打点衙役等人花了一些小钱外,没给县太爷们一毛钱,他们原来想狠捞一笔的计划并未得逞。

  原因是留在长记的日本少佐和护卫们,听闻他们带来的翻译遭到县长拘留,十分气愤,当天就由舰上运下来数辆带边斗的军用摩托车,边斗上还架上了机关枪,在石臼所大街小巷穿梭了一阵子,游行开枪示威。石臼所大多数的老百姓在一夜之间,全都从小西北门逃走一空。

  长记的账房设在西院,账房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保险箱,保险箱里面放了一些银票、纸钞和一部分现大洋,约略有十万元之谱,但此时无人敢去账房开保险箱取钱,所以纵使想给钱也拿不出来。而叶碧桐则仗着日舰泊在前海,谅你县太爷不敢对我怎样,其父叶裕阶估计也是抱持着这个想法,所以也未将钱送来日照县城。

  过了两天,这群懦夫县长为了表现他们是在抗日,或者是警告父亲,索性将叶碧桐给枪决了。

  这种不自量力的挑衅当然立刻激怒了日军,无辜的日照老百姓立即遭到日军炮轰及扫射,大约有七个乡镇被波及,房屋损毁千余间,死伤人数高达二千余人,单是在南湖地区赶集的人潮,遭日军飞机轰炸扫射而死伤的,就有千余之众。

  此时县长又唆使衙役来告诉父亲:「你如果仍然拖着不设法弄点钱来,叶碧桐就是个例子!」

  这句话传到了一位曾经当过土匪,后来被「招安」的朱心斋耳里,于是朱心斋直接放话给县长:「倘若贺仁菴有任何意外,你们这几个空壳县长也别打算离开日照县城一步。」

  省主席沈鸿烈远在曹县,鞭长莫及,打来的电报纵使可以不理会,但是朱心斋近在眼前,他的话却不能大意。而且他们确信朱心斋是会说到做到的,日本人若来扫荡,除非你有兵力能固守住城内,否则只能往城外逃,但当时要从日照往外逃的路,东边有日军占据,只能往西南乡或莒县,但沿途都是朱心斋的势力范围内。

  日照的西南乡是个山区,邻近莒县一带当时有大、小土匪十余股,早前最有名的土匪就是朱心斋,朱心斋与父亲的关系并非外传的什么盟兄弟,当时父亲是一位致力于航运发展的实业家,而朱心斋则是日照鼎鼎有名的土匪,二人既互不相识也从无来往,更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纠葛,在那个封建的年代,门不当,户不对,是不可能结为盟兄弟的。

  父亲与朱心斋之所以结识是在1935年3月间,朱心斋因有案在身,被清乡司令吕战彪缉获,行将枪决。其家人打探到父亲与吕战彪私交甚好,于是辗转托了黄墩乡的一位贺氏宗亲族长同来石臼所,请求父亲搭救。朱心斋承诺若能将其释放,他愿意改邪归正,并协助吕司令肃清十数股土匪。

  这位宗亲向父亲分析道:「土匪之所以屡剿不灭,原因是不知匪徒底细与关键人物。请贺老板向吕司令说说看,念在能让西南乡的乡亲过上好日子,我们愿意为朱心斋具保。」

  父亲遂与驻防在临沂的吕战彪通了电话,问了案情,并转述了宗亲的意见。吕战彪听了,认为:「这正是『周处除三害』的好办法,但是除了黄墩的宗亲具保之外,你贺大老板也得列入具保名单内,目的是要朱心斋欠下这些人情债,以防他反悔!」

  于是父亲陪同这位宗亲族长及朱心斋的家人去了临沂,将朱心斋保释出来,吕司令并请日照县府派朱心斋为「清乡大队长」。朱心斋果然也实现承诺,在半年之内会同吕战彪的部队,将西南乡的大股土匪徐小干、史义成等人击毙,又收编了一些小股土匪,此后直至抗战军兴,西南乡未曾再闹过匪患。

  此后,朱心斋除了在1936年正月,来石臼所给父亲拜年外,未曾再现过,1938年正月朱心斋对县长赵丹坡和史景周等人的放话,以及后来派人保护父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报答父亲的救命之恩。正如黄墩那位宗亲所言:「朱心斋是位知恩必报的人!」

  逃难开始

  1938年正月19前,就传出了日本人要来扫荡日照城的消息。19日一大早,石臼所外海来了两艘日本军舰,下来约百名日军,还带了迫击炮、重机枪等武器,看起来是准备作战。这里够得上使用这些武器的对象,只有日照县城。

  日照县城内有百余名自卫队员,武器除了国造步枪之外,还有二十几把德国和西班牙制的自动手枪。但自卫队既无作战训练,也无作战经验,连较大股的土匪都对付不了,还曾被土匪刘桂棠攻破。运来这些枪械,是高估了这群懦夫!

  县长赵丹坡当然知道无法和日军对抗,此时唯一的策略就是「逃!」

  截至十九日晚上,城里能动的车辆都被县长征用,骡、马之外,连拉磨的驴子也被牵去当坐骑。日军还没到,县城就先遭县长洗劫了一番。

  但在这逃命的当口,他们仍将父亲留作人质,不肯释放。

  正月二十日,天将破晓,赵丹坡带着大队人马开跋,刚出了西关,就传来机关枪的声音,是日军正在扫射东关。城门虽然关着,但已无人看守,所以日军很快就会进城,众人都加快脚步往西走。

  父亲和二位看管他的自卫队员被分配到一辆独轮车,由一位衙役推着,由于正好是上坡路段,无论跟在旁边的自卫队员如何催促,车子就是快不起来。连同其余三十多辆独轮车,渐渐的越来越落后,与前面的队伍相距甚远。

  此时这个行军大队已经分成了三个段落,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些骑马、骑骡的人,隔上二百多米是乘黄包车的,脚程快的人也因上坡路慢了下来,再隔了二、三百米才是独轮车队,而城内逃难的民众也已经跟上来混在一起了。

  当城内响起零星的枪声时,大家开始跑了起来,于是步行的人全一窝蜂的往前冲。混乱中,忽然有四个人拿枪抵着看管父亲的自卫队员,并且没收了他们的枪枝。

  父亲正惊讶中,又来了两个背着枪、骑着脚踏车的人趋前,喊了一声:「贺老板!」

  初时父亲有些嘀咕,不知这几人是何来路,再仔细一看,似乎有点儿面善。其中一人自称庄自英,说是朱大队长派他们来迎接贺老板的,一共来了二十人,都在前面候着。

  两个自卫队员趁这些人与父亲交谈时撒腿就跑,县长的大队人马也已经前去甚远,也许是想前去通风报信,不过他们已被缴了械,不知是否还敢回去归队。

  骑脚踏车的这两人,曾跟随朱心斋到石臼所家里拜年,所以认得父亲。六人引导父亲的独轮车转进一条往北的小路,过了一个小树林,有二辆洋车等候在那里,其他十几位也来相见,父亲向他们道了谢:「辛苦了!」,打赏了衙役让他们离去。

  父亲换乘洋车之后,朱心斋的护卫队留下四人继续任务,其余十六人回去复命。

  此时日军已经进驻日照城内,因为怕被他们从望远镜中看到,父亲一行人不敢立即折向,洋车往北走了很远,直到看不见城墙了,方找了条小路往东行。

  正午时分,洋车拉到了厉家庄父亲的二舅家,我们全家也已暂住在那里。

  二舅公有四个儿子,当家主事的是三表叔(还有六表叔在长记管仓库,八表叔在长计管账房),知道父亲和朱心斋的人饿了一个上午,立刻吩咐厨房备了一个小瓦盆的葱花炒蛋和一迭煎饼,又把我们原来要吃的米饭加水煮成了一锅粥,连同原来要给我们吃的菜,给了父亲一行人先吃饱。

  午餐后打发了两个车夫回去,朱心斋的人仍不肯走,声称:「是朱大队长指派我们来保护贺先生的,兵荒马乱的时刻,随时都可能发生绑票抢劫的事,要等贺先生一家确实安顿好了,才能回去复命。」

  感谢阅览,精彩待续

  本书版权属原作者,非经授权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2017-10-11 17:13:00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终于又可以看了{101}

2017-10-12 11:16:35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105}

2017-10-12 13:20:42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各位城市论坛的坛友:

抱歉,可能是因为后台系统问题,目前图片皆无法上传,敬请见谅!

2017-10-12 14:35:18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六) 中

  第十章 自组游击队

  乱世求生

  一九三八年正月十九日,日军扫荡日照城后,仍占据在石臼所城内,一时之间似乎没有要退去的意思,同时开始派出斥侯到乡下试探。曾经到过卜家庵子,距离我们暂住的厉家庄仅两公里,逃来此地的石臼所乡亲听闻风声后,立即再往北挪,我们全家也于次日一早雇了车,往北迁到陆家村。

  搬到陆家村有几个原因,一是这里距离石臼所较远,听到日军出动的消息再躲避,不会太匆促,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石臼所商团自卫队的枪械,全都藏在这里。

  这支商团自卫队是由父亲出资成立的,所配备的枪械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威力也十分惊人。

  其中一部分,是1928年父亲购入的。当时父亲被推举为日照县商会会长和石臼所商会会长,为了保障乡亲的安全,托了大连的朋友购买了当时最有名的日制三八式步枪一百二十枝,子弹一万二千发。

  日制三八式步枪是日军在「日俄战争」时使用的制式装备,后来日军打了胜仗,武器当然一起跟着扬名,这种枪的射程比较远,比起商团原先使用的「汉阳」造的老套统步枪射程还远了二百米,而且不易故障,也不会卡火。

  而另一部分枪械,是一九三一年父亲在悍匪刘桂棠进犯日照城后购入的。

  当时虽有青岛市长沈鸿烈派军舰前来震慑土匪,然而石臼所是个商业鼎盛的城镇,除了有许多地主和富户之外,还有所谓的「十大商号」,是匪帮眼中一块滴着油的肥肉!

  父亲担心日后若是有数股土匪一起合作,聚集数百匪众前来袭击石臼所,商团的这百来枝枪虽有城墙保护,难保不会被攻破,即使有军舰前来支持,但等支持来到时,众匪徒早已吃饱喝足,拍拍屁股走人了。

  因此父亲又再添购了五十枝长枪和五十枝「毛瑟自动手枪」,这种枪适合中、短距离使用,弹匣同时可装填二十发子弹,俗称「盒子炮」。

  此外还买了两挺轻机枪,准备放在西城门和北城门上使用;又买了二百颗手榴弹,若有匪徒在城外驾着梯子准备攻进城内时,此时只要让守城的人往城外一丢,就全都解决了。

  父亲摆下这么大的阵仗,准备了这么多的武器,为的就是有备无患,具有威吓作用。

  1938年正月初十那天夜晚,父亲和叶碧桐被赵丹坡拘留至县府,石臼所老百姓连夜逃走时,在长记做事的厉家三位表叔,也和觅汉们出动了四辆独轮车,打算将这些枪械全搬出来。

  当时有八个日本兵在石臼城南门里的长记轮船行驻扎,没人敢确定西门及北门是否也有日军,但是若由小巷子绕到小西北门是安全的,因为小西北门只有本地人知道。

  石臼所商会位在西街路北的一条巷子里,此时七人便将车轴及轴承的孔内涂满了烛油,防止行车时发出声音,悄悄地将武器搬到了陆家村。

  六表叔的岳家有处空宅,无人居住,大门终年用一把生锈的铁锁锁着,因此把枪械藏在这里,应该是安全的。

  不过,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到处都出现了自称是「抗日」的游击队。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四处搜括武器,枪枝弹药顿时成了宝贝,甚至连土制的散弹枪「土亚五」,也成了队员的配备。

  表叔们将这批武器藏在这里,暂时还没有外人知道,倘若时间一久,消息难免会传了出去,岂不遭到觊觎?那就成了「怀璧其罪」了!

  石臼所四周虽有城墙保护,这些武器也足够防御地方之用。但是陆家村就不同了,这里在地势上没有任何屏障,四面全可进攻,是个无险可据的小村落。

  因此在此地躲日军虽甚好,躲土匪就甚糟!若有四、五十人的土匪前来抢劫这批枪械,即使有朱心斋派来的四个护卫,也无法以一挡十。

  我们全家计有祖父、祖母、父亲、大妈、妈妈、我、大弟及二叔一家,共计11口,还有三位表叔,以及总管、厨子和四名觅汉,这么多人,不可能长时间全都蹲在这里足不出户。

  于是父亲马上招来石臼所商团的队长,请他召集商团的五十余人参加护卫,父亲每月发薪水给他们。

  住到三月中,陆家村村长面色凝重的告诉父亲,有陌生人前来村子窥探。两个打扮看似盐贩的人,挑着空担子在村西蹲了下来,抽了一会儿烟,才由村东出村。

  若是盐贩,出了村子,应该继续往东去王家皂子或是乔家墩子才对,因为这两处才是产海盐的地方,可是他们竟往北而去;乡下人对贩盐的乡亲无论远近多半都面熟,但此二人完全没见过;而且出现的时间也不对,现在才阴历三月,还没到产盐的季节。细心的村民不动声色的盯着,然后将所见到的事,立刻向村长报告。经过众人讨论后,判断应该是诸城张步云派出来的探子。(张步云曾追随韩复渠,任少校第二路游击司令,韩复渠被扣押后,张率部驻防诸、高、平一带,假借抗日招牌,网聚匪徒,大肆烧杀掳掠。1938年投靠日军,太平洋日美战争爆发后,日军自顾不暇,张步云改以抢劫为生,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逃亡青岛,遭诸、胶、高、平一带,被流亡青岛的地主仕绅以及他的宿敌控告叛国投敌,1948年遭枪毙)。

  于是大家一起思索何处能找个像石臼所一样有屏障的地方呢?

  有了!丝山!

  丝山的双庙村三面环山,易守难攻,所以三月下旬父亲就带我们全家搬进了丝山的双庙村。

  此时父亲想,既然拥有这批枪械,何不自己成立一支游击队,既能牵制驻扎在石臼所的日本人,又能保护家人和乡亲的安全,岂不甚好?

  于是请秘书连络上山东省游击队最高节制人厉文礼,并取得他给的番号「国民政府第八战区第二总队第十九纵队」,父亲自己担任大队长,邀来朱心斋担任副队长。(厉文礼曾任诸城、潍县县长,1937年任山东省第八区游击司令官;1938年改任第八区保安司令,同时被国民党委任为中央别动队总队胶东支队司令;1939年,任鲁苏战区第二纵队司令;1943年率部队投降日军,1951年被人民政府逮捕;1954年遭枪决。)

  不久后,游击队员陆续增至二百余人,游击队员住在双庙村,我们全家又搬往更往山里的大沟村。

  我的大妹欣林就是在这里出生的,那天是1938年的阴历四月初三。后来祖父又派人把姑母一家也接来,显然认为这里是安全无虞的。

  父亲这支正规抗日游击队,曾经在卜家庵子和董家滩一带,和日军驳过火。日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有两挺轻机枪,他们连续射击数次示威,父亲的游击队也以轻机枪马上连续还击,日人不敌,又发觉乡下游击队人数众多,于是退回石臼所,不再深入四乡。

  此外,这支游击队也曾和一支自称是伪军的小连队驳过火。这个小连队约有三十余人,来自河北一带,掳掠了许多民间的二轮带篷马车、骡子和马匹,浩浩荡荡南下,由于双方实力悬殊,开战不久后,可能认为寡不敌众,就投降了。

  父亲把他们的马车和骡子、马匹等送给养得起的乡民,篷车则暂存在乡民家里。后来日本人暂时退出了石臼所,父亲才将这些篷车送回了长记的栈房存放。

  父亲缴了这批人的枪械,又把他们带到大沟村隔开审问,发现这些人不像是伪军,因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会唱一首军歌「红日西坠星满天,功课完毕早安眠……」,推测可能是八路军。于是父亲便每人发了两块银元作为路费,并分了好几梯次把他们解散。

  当时一般游击队的驻防所在地,都会向当地村民收取「给养」,以维持生活所需。父亲起初在陆家村召来的石臼商团五十人,是由父亲每月发薪水给他们,现在既然正式号称「抗日游击队」,人数也增至二百余人,即使从家里带出来的钱已花去不少,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向穷苦的乡亲收取给养。

  约莫过了三个多月之后,日军终于退出了石臼所,父亲就带着所有游击队员返回老家,并安排他们住进了各个客栈。

  由于父亲把自己的轮船沈了,又组织了游击队,让祖父极为不满,在我们回到老家的第一天下午,祖父就借机发飙了!

  那天傍晚时分,祖父令厨子准备了几个菜,其中有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在二进堂屋的月台上,摆了父亲九岁时独自扛回来的那张八仙桌,祖父、继祖母、二叔、二婶和我的堂哥藩林围坐在一起吃。

  当时我在月台下面走来、走去,希望祖父能喊我上去吃,但祖父没有,彷佛我并不存在。只见祖父拿起酒杯干了一杯,二叔赶紧再给祖父斟满,此时祖父意有所指地说:「哼!今回可没有办法了吧?」

  恰在这个时候,父亲由外面进门来。祖父立刻「啪!」的一声放下筷子,呵斥父亲:「你回来做什么?你自己把船沉了,把钱踢蹬光了,还想回来要我养你?」

  说完,祖父走过来,把父亲往外推。

  此时二叔也来帮祖父,一面故意大声嚷嚷着:「哥哥你打我吧!哥哥你打我吧!」连说了两遍。

  父亲退到二门的门坎上坐了下来,这时继祖母走过来说:「听娘一句话,不要气坏了你爹。」

  父亲心寒的说:「我没有娘!我要是有娘就不会有今天!」

  说完这句话,父亲就出去了。当晚我们就搬出了老家,住到西门外的客栈里。

  其实二叔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工作,全靠祖产过日子,不但住在父亲盖的房子里面,父亲发迹后,还在青岛和上海的长记轮船行给二叔开了账户,让他每月可以任意支用三百大洋以内的钱,购买任何东西,但他从无感激之心,还不时发些像他亲母舅刘子木之类的谬论,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按理说,祖父再怎么样也不该撵我们离开老家。因为老家的房子有一半是父亲的财产。

  1519160720

  (附图:流亡的足迹1)

  走马上任

  我们在客栈住了大约一个多月,不久后,石臼所电报局又恢复作业。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父亲接到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电报:「勿再打游击,即刻来府,就任参议之职。」

  沈鸿烈在1937年12月底撤出青岛后,省府机关流亡到山东省西南部的曹县。原先山东省主席韩复渠的亲信,在韩复渠被杀之后,各自窜逃,不知去向。

  曹县离石臼所有一段距离,要全家人一起去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中、日战事正激烈进行中,曹县能维持多久也还是个未知数。但若将家眷留在石臼所,父亲又担心无家可归的我们无人照顾。

  父亲跟朋友商议后,大家一致同意将游击队及所有枪支弹药交由朱心斋接管,我们则随朱心斋去他的老家日照的西南乡,靠近莒县边界的粮山口。朱心斋也承诺父亲会好好照顾我们。但游击队里约有一半队员不愿意跟随他,所以就此解甲归乡,只有百来人跟了去。

  「粮山口」也称为「两山口」,因为路是打从两座山的中间穿过来的,先穿过一条水深及膝的河,再过了一个沙滩就是村东的栅栏,村里有一座朱心斋父亲盖的炮楼。朱心斋有三房太太,大房经常和大妈聊天,说他家的炮楼是她公公盖的,他公公年轻时闯过关东,进山里挖人蔘,挖到一株据说是有百年的「棒槌」(人蔘),卖了一个好价钱,回来买地成了小地主,盖了房子也顺便盖了这座炮楼。

  朱心斋在粮山口的街北收拾了一户有门房和一栋二层楼堂屋的院落,又派了一个十分勤快的小伙子,做些打杂的事儿。原来在石臼商会担任秘书的陈先生也跟我们同住,负责教我读书和写大、小楷。

  父亲和我们在此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待一切安排妥当后,就由朱心斋的护卫庄自英随行,启程去了曹县任职。

  父亲在省府期间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沈鸿烈处理一般行政事务,开国事会议,或是提供应对策略等等。

  不久后,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进驻了鲁东和鲁南一带,朱心斋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带着父亲交给他的大批枪械,投靠了八路军。

  由于八路军的番号由来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于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了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

  而当时八路军举的也是青天白日旗,帽子上的帽徽上也是青天白日徽章,因此一般老百姓都认为他们也是爱国的,事实上他们的确也是爱国的。

  当时八路军派了很多干部来乡下教村民唱爱国歌曲,我也在这里学了几首歌,其中一首歌词是:「奴在房中闷又沉,忽听门外来调军,南军北军都不调,夜来调我八路军,向前打日本!一个呀的歪呀歪,向前打日本……!」

  另一首是:「枪口向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还有一首是『齐心对外抗战』:「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向前去民族解放的战场,脚步靠着脚步,臂膀靠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光大强壮,全世界被压迫的群众斗争,都朝着一个方向,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团结起来武装,打倒汉奸走狗,枪口向外响……………。」,这些干部同时也开办了识字班,教农民和妇女们识字。

  我们在粮山口大约住了三个月,祖父终于派我家总管把我们接回石臼所老家。后来一位住在十里铺的乡亲李士达告诉我们,原来是祖父受到众乡亲的指责,说他把一个有作为、有出息、抗日爱国的儿子全家赶出门,只因他为了国难而破产了,却把一个整日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儿子留在身边当成宝养着,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

  一位当时占据着福春行、自称是独立连连长的『刘大胡子』说:「这种人不敲他一笔,什么人才敲?」,于是将祖父绑票到十里铺一个姓李的人家软禁着。

  由于祖父当时是石臼所最大帆船商号的东家,而石臼所又仅是个瓢头大的地方,刘大胡子住在福春行里面那间祖父的睡房里,还有卫兵在大门外站哨,进进出出来去自如,因此祖父被他绑票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

  刘大胡子不知趁机敲了祖父多少钱,祖父没说,外人也不知道,不过外面都谣传刘大胡子在「福春」发了财。

  我们虽然回了老家,祖父却不让我们返回原来住的四进东屋,只让我们住在临街的一处石墙屋。石墙屋有缝隙,冬天天冷风又大,冷风会从隙缝吹进屋里,冻得不得了。

  就在父亲到省府任职,我们住在粮山口的这段期间,祖父在陈祥卿的强力游说下,未征得父亲同意,就把父亲名下的一户位于东门里,陈祥卿义合公号隔壁的店铺,卖给了陈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8年10月初,日军暂时退出石臼所,海上又可行驶风船,江北一带又来订货,大家又纷纷做起生意来了,西南乡的花生米和劈猪也开始供应,但此时福春行被「刘大胡子」占据着,没法做生意,少了福春的竞争,义合公收到的货几乎是过去的一倍之多。原先存放米子的栈房和腌猪池容纳不下,而他的隔邻恰好是早年父亲购置的店铺,一直空在那里,于是陈祥卿托了石臼镇公所的干事,游说祖父想买下那处房子。祖父说:「那是仁菴的产业,我给他卖了不合适吧?」,干事回去回话后,陈祥卿又和那位干事一起来跟说服祖父:「没有合不合适,你是他爹,既然他现时不在,你当然可以作主!」。

  那个年代,人们还存在着一些封建的旧思想,认为儿子是父亲的财产,儿子的产业当然也是父亲的。于是请了双方的友人:朱世玺、白善斋、和我们的族长贺金钧见证,做了「文书」(买卖契约),将房子卖给了陈祥卿。中介人向买、卖双方各收取了三分的中介费,陈祥卿遂了多年的心愿。

  三天之后,陈祥卿拿着「文书」到县政府去缴交税契,准备过户,县府的经办人员一看,说:「这不行!这处产业是贺仁菴的,根据民法第一百七十条,必须取得贺仁菴的委托证明,才可以办税契。」,祖父对陈祥卿说:「你看不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不合适,你不信,这笔钱你拿回去,既然我无权出卖房子,那么我就不卖了,房子还是给仁菴留着吧!」但陈祥卿却执意要买这处房子,不愿意将房款收回,这里和他的屋子祇有一墙之隔,祇要把隔墙打通,义合公就宽敞了。

  此屋原屋主因为吸食鸦片误了正事,有一回未将刚刚运来的「花笺纸」(手工土纸的总称)送入库房,想先抽上一管大烟,再决定何种纸放里面,何种纸放外面,这样才方便出货顺序。正吸着大烟,叫学徒去看看天气,会不会下雨?学徒回报:「一个星儿,一个星儿的咧!」,他想既然天空晴朗,还看得到星星(其实学徒说的"星儿"是小雨点),应该不会下雨,先吸完这口烟泡再去安排不迟,哪知他那一管烟还没吸完,外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一整个院子的花笺纸全都淋成一团团的纸堆,生意就这么垮了!只好收拾起生意,打算卖了房子回山西老家去。

  当时陈祥卿近水楼台,应该可以立即买下来,可是他杀价太多,因此屋主找上父亲,父亲没还价,买卖立即成交。税了契后,房子变成了父亲的产业,陈祥卿知道后,跑到长记要求父亲照原价卖给他,父亲觉得他做人不厚道,人家生意垮了,房子开价也不高,你还借机杀价,太没人情味,所以不愿卖给他。

  祖父将房子卖给陈某后,陈某心里盘算着:如今贺仁菴既然不在石臼所,正好趁此难得的机会,可不能再落空了!他爹已经把房子卖给了我,虽然一时之间还不能上税过名,但是房子我先占用着,等贺仁菴回来,如果不给我税契,再向贺金锟讨回房款!

  于是他向先祖父说:「不能税契,那我暂时就不上税,等仁菴回来,若是仍然不给我契税,那时你再还我钱也不迟!」,祖父说:「这不合理,若是要等仁菴回来,可能得等上个三年五载,或十年八年也不一定,到那时你仍要我还你钱,那么这些年来岂不是让你白占住了房子吗?如果你执意想要这处房子,那你可以派人去曹县找到仁菴,叫他给你出证明,你拿到证明回来,我们马上去「契税」。我等你六个月,六个月后如果你还是不去办理

  ,那这处房产是你自己不税契,既不收回款项,又不设法处理,而且还使用着,将来若有任何损失,你自己承担。」


  陈祥卿没有派人去曹县找父亲出具证明书,事隔二年后,见日军仍然不退,就跑去大漥向祖父要求还钱,祖父没搭理他,他就去县府递了状子,此时县政府也在逃难,流亡到西南乡甲子山一带,县长「牟希禹」传了两方审问,祖父派我家总管山宇庭代表,陈述事情发生经过。

  牟县长问了被告及证人了解案情后,又问了原告(陈祥卿派其子陈绍伊代表):「为何被告当时要还钱给你们,你们却不肯收?」,陈绍伊答称:「因为当时已经将收来的货存放进去,一时无处可挪置。」,县长又问:「那为何去年不去讨钱?」,其子答:「因为其时还在使用中。」,县长说:「这么说来是因为日本人来了才不能受业?」,陈绍伊答:「是!」,县长又说:「那么如果那时可以契税,房子过给陈祥卿名下,是否日本人来了,就可以不必逃难,而安心受业?」,陈绍伊一时答不出来,县长又问我家总管山宇庭:「你东家现在是否愿意把钱还他?」,山宇庭答:「东家说过,虽然事情已过了将近两年,如果他现在可以把房子恢复原状,可以把房价还给他,但得扣除二成作为使用两年的租金,因为他不是祇有拆了隔墙,还将两屋隔间打通,建了腌猪池,大门也用砖砌了起来堵着,进出全得由义合公的大门。」

  此时若要将房子恢复原状,当然是不可能的事,这场官司显然也打不下去,时值非常时期,县政府已经发不出薪水,县长便当庭口头判决:「陈祥卿无理兴讼,所请诉求贺金锟返还房屋价款一事予以驳回!」。

  后来在我们被绑票期间,石臼所日本人的「维持会」会长跑去大漥对祖父说:「皇军不会干涉生意人,请贺老先生还是回石臼所比较安全,而且可以恢复旧业,照样做生意。」,于是祖父就带着全家回了石臼所。此时石臼所沿海一带的战事似乎是告一段落,日本人也希望市面能够繁荣,不要萧条,陈祥卿也回去了,又重新做起生意来了,但仍然占据着那处房子,也不再提要祖父返还房款一事。

  感谢阅览,精彩待续

  本书版权属原作者,非经授权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2017-10-12 14:38:19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感谢山东省广播电视台10月6日晚间民生直通车的报导。

  日照老地标~「石臼灯塔」。


  http://news.iqilu.com/shandong/yuanchuang/2017/1006/3703842.shtml

  提起“日出初光先照”之城日照,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大海,金沙滩,港口,那么,作为一个港口城市,指引船只航行的灯塔是必不可少的,而一提起日照灯塔,但是它还有一个“前辈”——石臼老灯塔。

  揭秘日照84年石臼老灯塔  新老地标见证历史变迁

  1519160720

  1519160720

  石臼老灯塔日照发展的见证者

  1519160720

  说起位于日照港一公司里边的石臼老灯塔,就不得不提创立长记船行的“华北船王”贺仁菴,听说记者这次探访老地标之旅,贺仁菴的女儿贺郁芬女士特意从台湾赶到日照。

  1519160720

  据贺郁芬介绍,在清朝的时候,石臼所所在的地方一个重要的商埠,而在民国二十年九月,地处重要位置的石臼所即将面临一场劫难,“有一个土匪刘桂堂一路烧杀掳掠,即将入侵石臼所,我父亲是当时日照商会跟石臼所商会会长,他就拍电报给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请他派军舰前来支援,军舰在外海的时候就发现土匪在高家村的打麦场休息,就直接发炮两枚。”

  军舰的到来,使石臼所免于一场浩劫。事后,贺仁菴提出建一座灯塔,一是军舰可以直接靠岸;二是给进出港和过往的船只提供方便;三是可以立一块纪念碑,回报沈鸿烈的恩德。

  1519160720

  我们现在看到的石臼老灯塔,是1932年贺仁菴请托青岛市特别市长沈鸿烈向青岛海关税务司申请兴建的,1932年秋天开始兴建,1933年完工,灯塔设计图是由英国人绘制的,占地大概是30平米,灯塔本身占地30平米。灯塔建成后,贺仁菴邀莒南大店翰林院庄陔兰撰写碑文,刻石碑立于塔侧。

  这座为船只保驾护航的灯塔也成了当时日照最高的建筑物,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地标性建筑。

  贺郁芬告诉记者:“这座灯塔当初兴建完成的时候原本是有5层的,塔高16.6米,目前仅存4层,只剩13.7米,这个灯塔是当初日照最高的建筑物,也可以说是日照当年的地标。”

  这座灯塔的建立,不仅方便了贺仁菴自家航运需求,也方便了南来北往船只的航行,保障了出海的渔船能有回家的指引。

  “灯塔第五层灯室里面的一个三菱式多层灯光反射仪是以煤油灯来定时、间歇发光,光程可以远达14海里”,贺郁芬告诉记者说,“可以让往来与石臼所沿岸的船只有一个指标,让它不会在航行的时候、不会走到航道暗礁或者危险的海域上面。”

  这座已经屹立了84年的灯塔见证了日照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建筑风格的石臼灯塔,记载了一段辉煌而刻骨铭心的历史,作为一个早期的港口建筑物之一,也见证了一个年轻的港口和城市的发展壮大的历史。

  1519160720

  一座机场,点亮一座城市

  2009年,是日照交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日照市提出了加快建设日照机场的决定,2013年12月10日,机场工程开工建设,2015年12月22日,日照机场顺利通航,日照山字河机场为这座“日出初光先照”之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俯瞰日照山字河机场,航站楼静立天地间恰似一只巨大的“贝壳”,俨然成为了日照的新地标。

  1519160720

  一座空港,就是一个经济助推器,日照山字河机场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链接世界的纽带,机场的建成通航,构筑起了公路,铁路,海港,空港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拉近了这座滨海新城与世界的距离。

  日照山字河机场新闻发言人王惠婷介绍说:“日照机场2016年旅客通行量达到了41万人次,2017年截至到现在旅客通行量也是达到了45万人次。根据我们临时口岸开放的进度,我们适时会开通国际航线比如说泰国。2025年,机场将按照年旅客通行量90万人次、4500吨年飞机起驾一万驾次规划,飞行区等级4C。”

  老地标石臼老灯塔见证了日照由一个小渔港发展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历史变迁,而新地标日照山字河机场,更加拉近了这座年轻的城市与世界的距离,日照,也即将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2017-10-12 15:11:05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欣赏佳作{105}

2017-10-12 22:17:47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賀郁芬】

问好{105}

2017-10-13 07:46:50 来自青青岛社区

{2045}

2017-10-13 13:28:48 来自青青岛社区

{2045}

2017-10-13 13:49:59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六) 下

  第十一章 绑票

  乱世无宁日

  一九三九年四月,日军又派了「海军陆战队」前来石臼所长驻,并将司令指挥部设在长记轮船行石臼所南门外四合院的仓库里,从日照县城一直到临沂地区,都被日军占据着。

  此时于学忠的51军和57军也移防到莒县驻扎,我们再次离开石臼所,开始了另一段逃难的日子。

  这次祖父是直接往北躲到了冯家沟,大妈因为祖父之前乖张的举动,没让我们跟去,而是带着我们出城,躲到南堰的大姨家,外祖母当时也住在那里。

  日军虽然进了城,但没像上回那样扫射城内,也没到城外来搜查,次日晚上我们又离开了大姨家,去了东北方的王家皂子,大约五月又迁移到冯家沟的一处院落,二表兄全家也搬来此地同住,一共二十多人,将这里住得满满的。

  我和大弟出生时,父亲的朋友送了很多金器,金项圈、金锁炼之类的东西,父亲在要从青岛返回石臼所前,把这些都变卖了大约二万多元的国币,又添上些钱,凑了三万元买了「救国公债」交给大妈保管着,某日,大妈把这些公债拿给西郡表哥看,问他这些公债该怎么处理?(救国公债是抗战时期,因战乱导致商业萧条、税收大减,国府财政困难,为筹措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做为军费所需,当时在爱国主义及政府宣传下,救国公债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不论是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海外华侨,都争相购买,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救国,增加了抗日战争军费来源,救国公债于抗战期间一共发行了6期,总金额达30亿元。)

  西郡表哥一看到,立刻惊恐的说:「唉呀!姨啊!你怎么敢把这个也放在身边啊?咱躲在这里,鬼子就算来查,咱可以说咱是本地的老百姓,要是让鬼子查到了妳这些东西,不光是你得被抓去灌凉水、拷打,就是连俺娘、姥娘也得全抓了进去!这...这...怎么办!我看呃…还是烧了吧!」

  大妈说:「你姨父说将来中央军回来会如数还钱的!」,表哥说:「呃…要不这么办吧!我给你找个地方埋起来好啦!」,于是大妈不疑有他,就把这些公债全交给了西郡哥。妈妈在一旁看着,没敢说什么。

  抗战胜利后,长记在青岛复业,几乎所有的老职员都返回长记任职,而且都升了职位,西郡表哥在战前原来是长记「涛雒」和「拓汪」两地的经理,连他的女儿都到青岛投奔父亲,却独不见他来,如果他来了青岛,至少能当上个上海分公司的经理。妈妈推测他早就拿了那笔钱去营商了,据说在日据时代生意还做的挺大的,胜利后还当了日照合作社的社长。

  钱财被骗也就罢了,但在此事之后又发生一件令大妈和妈妈极度伤心焦虑的事。

  我们在冯家沟住了二个多月,祖父又打发人来叫我们去和他同住。我们住在一户孤伶伶的房子,和村上大街的住户有一段距离,出了村往西是个小山岭,,由南而来往北而去,据说沿着这道山岭走,能走到丝山的「大石壁」。最奇观的是山岭上自南至北纵列着一串超大的石头,有点类似馒头的形状,但每个石头形状各有不同,几乎都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石头与石头之间相隔五、六尺,更奇怪的是只有南北纵向,所以此地民间有个传说:「这是八仙过海时张国老所骑的驴,在石臼所八仙坡登陆后,沿途拉的驴屎。」

  穿过这串超大的驴屎蛋,往西继续走一段路,就到了秦家楼,那儿每隔五天有个市集。那年的初冬,祖父又带着我们搬去了大洼。二叔不肯去,原因是那里距离秦家楼的市集太远,采买东西很不方便。

  我们还住在冯家沟时,都是厨子出门去赶集采买,我们则是躲在家里不敢露面。我们离开冯家沟不久后,二叔就把这个规矩给打破了。

  一开始,二叔都是装扮成乡下人的模样,出门买了所需物品就回来,渐渐的胆子大了起来,不仅带着二婶同去,身上还背了盒子炮,怎不令人侧目!

  绑票

  1940年4月的一个夜里,二叔被诸城县的土匪张鸿飞请了去,听说款待得不怎么好,祖父急的不得了!但是接头的几票人都是来骗钱的,赎金是送了,却没见到人的影子,都说没收到钱,看来这个张鸿飞是挖到金矿了!

  此时父亲辗转得到消息,认为二叔极有可能为求脱困,会将我们躲在大洼的消息透露给土匪,于是派人送信给长记的副经理贺子章,叫他速速去通知大妈和妈妈,带我和弟弟、妹妹赶快躲回南堰大姨家。贺子章不识字,也没先找个识字的人看一下,就直接把信给了祖父。结果被祖父大骂一顿,不了了之。

  我在大洼时进了一个私塾读书,私塾里约有十五、六个学生,年长者有十七、八岁,全坐在一间屋子里,读的是各种线装书,有千家诗和论说精华等,我当时十岁,是全班最年幼的,师傅叫李沛臣,写得一手好字,经常被乡人请去写碑文。

  师傅每天早上先教我读「论说精华」,这是清代科举制度所讲究的起、承、转、合:

  (起)学校者制造人才之所也

  (承)苟不入学其才何能成乎

  (转)虽焉身在校中而心驰于校外

  (合)亦与不入学者何异

  由于所有古书都没有逗点符号,因此师傅上课时会在每个句子上画圈,表示是一个段句。每当师傅授完课,我就得颂读一遍,还得一面摇头晃脑,读熟后把书本端给师傅,转脸过去背颂给师傅听,偶尔忘了一个字,师傅就会提示接下来的一个字,直到完全背熟流畅到底为止。背完书后回到坐位上,先照着字帖写一篇大楷和一篇小楷,然后拿给师傅看,写的漂亮的字,师傅就拿朱砂笔在旁边圈一个圈,表示鼓励;写得很漂亮的字,师傅就圈两个圈,回到坐位时,我就洋洋得意了起来。接着再捧着千家诗请师傅授课,再回坐位照着师傅所讲的自己开始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回私塾,向师傅背诵早上教的千家诗,接着再习字,各写一篇大、小楷,就放学了,我的字就是在这段期间练出来的。

  我在私塾读了半年多,之后果然不出父亲所料,1940年阴历7月12日,我在大漥读书的日子就终止了。

  那天夜里,我还在睡梦中,被吵醒的时候,四支手电筒照着我们,来人硬是把我和大弟强抱了过去,妈妈和大妈不停的哭着哀求放人。

  土匪抱着我和弟弟出了东边菜园子,又翻过一道矮墙,有个家伙大声吆喝着:「不准嚎!再嚎就拿枪毙了你们!」

  我和弟弟只能低声饮泣着,任他们背着走。

  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不记得走了多久,也想不起来如何上了船。清晨,我们到了绕头,这是诸城县最接近日照的一个小港口,在这里住了几天,又在夜间移到了信阳,然后又移到距离泊里一公里的邱家庄。

  这批土匪只有八个人,排长姓丁,他们在一栋炮楼的顶楼上搭了个棚子,角落有个水缸,口渴的时候就用水瓢就着喝。由于他们对外也号称是游击队,因此每日三餐都有村上的人送饭来,村民用提篮盛着三到五人的饭菜,在院子里排队,等土匪们来领取。

  我们被绑票期间,换了很多地方,也可以说是随土匪到处流窜着,后来到了贾家沟,我们又多了两位朋友,两人我都认得,一位是陈祥卿的儿子陈绍伊,另一人叫「李科长」,是大漥人。

  他们俩人没多久就被赎回去了。土匪们后来调查过,「李科长」家里实在是穷,有这个「科长」外号,是因为他很爱干净,穿着不像是当地的穷人。平时他在赌局里帮闲,被绑票的那夜,他刚散了赌局正往回家的路上,土匪误以为他至少值个千儿八百的,没料到他居然是个穷得彻底的光蛋。

  我和弟弟被绑票大约两个月后,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左右,父亲才得知消息,心中自是焦急万分,害怕我和弟弟被土匪撕票。于是向沈鸿烈报告了这件事,打算辞职返乡搭救二子,沈鸿烈听闻后,写了一封信函交给父亲,要父亲先去见驻防沂水的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于学忠:东北军著名将领,抗战中参加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立下功勋。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中国大陆政权易主后,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父亲拿着沈鸿烈的信到了沂水县的圈里镇,见到了于学忠,向他报告我和大弟以及二叔遭绑票的事件。于总司令立即发函给鲁东区的游击队总指挥姜履川,姜总指挥也随即下令调查。

  结果这起绑票案的主谋指向了诸城县一个杂牌游击部队的团长王汉川、营长臧少山,以及在王汉川名下一个杂牌部队独立营的营长张鸿飞。

  这个杂牌部队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打不了什么游击,游则有余,击则不敢,因为全营每枝枪枝的子弹不超过十发,打光了子弹可没处补给,所以根本不敢轻易驳火。

  接着父亲又到了诸城,见了当地游击队长李永平,他通知了王汉川,王汉川答应马上放人。(李永平在1938年时担任山东省第八行政督察公署十二团第一营营长。该团在与日军作战中被击溃,李永平收容残部继任团长,1940年春,十二团改编为苏鲁战区游击队第二纵队第六支队,李永平任支队长。1943年3月,投靠日军。)

  1519160720

  (附图:流亡的足迹2)

  1941年阴历正月二十五,父亲派了我家总管,跟随李司令手下的一位队长吴仲瑜前来「花沟」,把我们接回泊里镇。父亲也让我们认了吴仲瑜先生为干爹。干爹还帮我和弟弟各做了一套丝质棉袄和裤子。

  1519160720

  1519160720

  (附图:贺中林、贺华林脱险后着新衣留影)。

  吴仲瑜队长就是革命先烈吴大州的公子。

  算算我和弟弟一共被绑票长达六个月零五天,期间还过了一个阴历年。父亲、母亲和大妈在此期间的担心害怕是可想而知的。

  而二叔到此时仍未被释放。张鸿飞死不承认是他绑了二叔,父亲打从年前起就托人跟他谈判,可是拖到次年五月,土匪仍不松口。

  于是父亲发出最后通牒,请了一位在诸城县极有份量的大地主吴春和出面告诉他:「他们确定是你干的事,如果你打算撕票就没了证据,那是打错了主意。现在他愿意再送你一万元大洋,外加四支德制顶级手枪,如果你还是不知好歹,他随时可以请姜司令撤你的番号,消息会立即传开,将不再有村民供给你一顿饭,而且还可以请李永平讨伐你。只要跟你的人驳上一次火,你的弹药还有多少,自己核计一下?而且贺大老板也再三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对你报复。其实他早就看透你不敢撕票,要是能够撕票解决,也不会拖到现在,你拖着不赶快了结,不是办法!」

  最后张鸿飞终于答应放人,父亲依照诺言付了一万元赎金和四枝盒子炮,每支枪还附上了四十发子弹,祖父也付了一万元赎金,二叔才在五月中旬被放了回来。

  1941年,朱心斋发觉八路军的干部不受控制,于是在一夜之间击杀了十余名干部,又投靠了国民党于学忠的部队。

  报答救子之恩

  到了六月中旬,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启程,去沂水向于学忠总司令当面致谢,行程第三日,来到日照的西北乡,靠近五莲山区,进入一处抗日游击队驻防区,我们被领至队部和团长李延修见面,父亲和他互道了久仰大名之类的客套话。时至中午,承他招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饭,饭后他的勤务兵还特别泡了一壶好茶,父亲与李延修闲聊着,此时忽然有位他的部下进来向他行礼,报告了一些事情,接着又转向父亲,称他与朱心斋的一个部下发生了一些误会,希望父亲能帮忙化解,父亲问了原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请他取来纸笔,还拿来一方砚台研墨,父亲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致朱心斋,大意是大家都是抗日阵线的同志,请朱劝导手下,勿因一时意气伤了和气之类的话。此时这位李延修团长忽然惊讶了起来:「人家都说贺仁菴不识字,原来不光是识字,字还写得这么好!」

  父亲与李团长原来并不相识,推测可能是李延修得知父亲要去见于学忠,因而特地招待了我们。不过为了要赶路,父亲写好信并致了谢,就辞别了,当日傍晚我们抵达圈里镇,到了于学忠驻防的部队区。

  我和弟弟见到了于总司令,父亲命我们跪下来给于总司令磕头,于总司令连忙把我们扶起来,说:「小孩子就不必下跪了,平安回来就好了!」

  我们到了于总司令的部队后,发现他的左右手之一,是我同宗的叔叔贺淑昭,这位叔叔曾至俄国留学,和蒋经国同学过,于是父亲和于学忠逐渐互有往来。

  某次,于学忠跟父亲提到他辖下的57军有一座小型兵工厂,但缺少钢铁材料。父亲知道在崂山打游击的李先良,曾经接收一批胶济铁路的钢轨,于是化妆成小商人,到崂山会见李先良。

  李先良向父亲表示,他确实有一批钢轨放置在胶县乡下,也愿意送给于总司令,但得由于总司令设法搬运。

  于学忠立即派了四个工兵及十二个卫护兵,随同父亲至胶县南部、诸城附近的一个小村落,同时连络上驻防诸城的李永平,他也派了一个班来保护。几个工兵将每条钢轨锯成两段,绑在独轮车上,费时两天终于搬运完成。

  再度逃难

  我和弟弟被赎票回来以后,为了寻找可以长住久安的地方,父亲带着我们全家一路往西南方迁移,王家滩、两城镇、隋家官庄,都住过一段时间。

  此时父亲得知石臼所的乡亲朱世玺在上拗村已经平平安安的住了三年,还办了一所私塾,于是我们又搬去了上拗。

  父亲在村北的山坡上赁了一户房屋,我们全家都在此地团聚着,我和弟弟也入了朱四爷的私塾念线装书和学写字。

  但时值战乱时期,世事难料,安宁之日何其难求!

  我们在上拗村住了大约两个月后,有一天上午正在上课时,忽然听到村中呯、呯的放了四、五声炮仗声,机警的师傅脸色大变,马上令我们躲在靠窗边的书桌下,不准出声。

  此时师傅走了出去,把大门从外面锁了起来,独自一人不知躲到了何处。过了很久,他才回来,面带惊恐的对我们说:「出事了!大家赶紧回家,没事不要外出!」

  等我和弟弟回到家后,没多久,就听说朱四爷被绑票了!约莫过了半个月后,查出来又是诸城的土匪张步云干的。

  上拗的南边有一个很大的村庄叫做「阚家埕子」,村长阚子平先生和父亲是旧识,父亲立即带着我们搬去那儿住。

  在上拗时,我们是住在村外的山坡上,因此未被张步云的人发现,所以父亲认为住在偏远之处,不露行藏反而比较安全,于是又在「阚家埕子」村外的东山边上,找着了一处院落,我们又搬去那而住

  我们住的这处院落,隔壁住着房东兄妹二人,父母双亡,其兄已结婚生子,姑嫂之间经常为了琐事争吵,某日早上姑嫂二人又吵了起来,我看见嫂子捡起地上的石头,砸伤了妹妹,当场血流如注,其兄也没帮妹妹包扎,妹妹哭着离家出走,后来在日照县城替一户人家推磨。

  据村民说,这家主人有个儿子是汉奸陈成功手下一支伪军队伍的小队长,看着这个姑娘有点姿色,两人开始来往,姑娘无意间将贺仁菴住在她家隔壁的事透露了给小队长。小队长立刻将父亲住在阚家埕子一事向陈成功报告,我们的行踪就这样被泄漏了。

  由于自我们逃难开始,陈成功就靠着日本人撑腰,将父亲的蓝色富豪轿车据为己有,胜利后还以此车开租车为业,在青岛中山路口揽客跑东镇一带,因此可能认为此时若能将父亲逮到手,除可跟日本人邀功之外,还可发一笔财。

  不久后,阚家埕子的阚子平先生又来邀父亲搬去村内同住。阚家埕子有个自卫队,有五十多枝枪,再加上各家的土枪,不怕小股土匪骚扰,阚子平先生向父亲表示住在村内较为安全,还收拾了一处院落给我们,父亲在盛情难却之下,遂答应了。

  在要搬去之前,父亲先去看了一下地方。院子很不错,而且还设了门防给父亲的两个护卫住,但是门房内有个小小的炕,看起来一端大,一端小,有点像暂停灵柩的土丘(北方人的习俗,亲人去逝后尚未入土前,先将四周以砖修起一个框,将棺置木于其中,等觅得好风水地再做迁移),父亲心中有些嘀咕,又觉得忐忑不安,所以并未立即搬去住。

  阚先生来催了数次,父亲只好选了个吉日准备迁居,到了要正式迁居的前一天,父亲命听差的先将一些行李搬了过去。结果次日黎明,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吓出一身冷汗的事。

  陈成功在得知我们的住处后,随即派了手下前来勘察村子附近的地形。又向村民打探到父亲即将由村外搬去村内住,而且村内还有个实力不小的自卫队,遂打算来个「以小博大、一石二鸟」,既可抓了父亲,又可并下这支自卫队。后来听村人转述这次驳火的原因和过程,实在是感到老天保佑!

  阚家埕子的预警系统做得极为仔细,村子的两端都设了暗哨,住在村外约一里之遥的人家也都蓄了狗,陈成功的大队人马还没到,狗就开始狂吠。

  此时天色微明,暗哨查觉到有大批人马来到,立即鸣放五枪,表示事态严重。村内队员听到连络暗号,急忙拿起武器至村头,各寻有利地势准备应战。

  此时,陈成功的伪军也散了开来,慢慢向村子接近,到了步枪的有效射程时,他们的百余枝枪齐放,一时枪声大作,流弹四射,气势惊人。

  领导村内自卫队的阚宇州先生沉着镇定,不为所动,命令队员不必还击。伪军又接连放了几次排枪,村内仍无动静,伪军以为连续威吓了几次,村里的人恐怕早已吓得躲了起来,或者跑了。

  当伪军全都立起身向村内进攻时,各盯着射击对象的自卫队员,一齐开枪射击,伪军立即有几人倒了下来,伪军马上也以排枪还击镇压,并且兵分三路,以优势的火力推进,不久就攻进村内,巷战了起来。

  当伪军攻进了村长收拾好的院子后,发现并没有贺仁菴的踪影,而且行李也未打开,判断可能是情报错误,来得不是时候,必得之心就去了一半,加上盲目开枪,致使各伪军的弹药已所剩不多。

  据村民后来调查后得知,这批伪军是陈成功四处招募来的,既没有作战训练,也没有作战经验,只想混口饭吃,因此多数都觉得犯不着卖力拼命,而且由于当天是半夜就集合,又摸黑行军四十多里路,大伙儿早已疲惫不堪,继续打下去可能也讨不到便宜,商议之后不如撤退为妙。留下了两具尸体,负伤的可能也不少,有几户人家的门板都被拆掉不见了,显然是被拿去当作重伤者的担架使用,村内的人则有一死三负伤。

  天刚破晓的时候,我和弟弟、妹妹全被叫醒,还没弄清楚原因,就听到山下传来一阵一阵的枪声,赶紧穿好衣服跟着大人躲到山里的树林内。此时枪声仍然持续不断,父亲和大妈、妈妈面面相觑,大惊失色!

  天光大亮时,有人寻来,告诉父亲是伪军县长陈成功派了两个连的兵力来袭击,怕山上还有留下来的人,要我们先不要离开林子。

  我们在树林里躲到午后,每人分吃了半个看山人家帮我们买来的玉米饼子,喝了些山泉水,算是午餐。

  傍晚阚宇州先生带了四个人来,找到父亲,说可以回住处吃点东西,但是晚上要和衣而睡,听到枪声就立刻再躲回林子。

  父亲不愿多留,托他代雇四只毛驴代步。次日黎明,驴子和驴夫来了,我们立刻上路,到了西南乡甲子山后的李家官庄。

  甲子山在日照莒县的边界上,此时于学忠的51军和57军驻防在莒县一带,朱心斋则是守在李家官庄和黄敦等地。我们在这里住了五个多月,又搬到陈家沟,不久又迁移到辛庄。

  到了七、八月时,于学忠的参谋长万毅(万仪)叛变,率领了大约一半的部队投向八路军,双方立即打了起来,于学忠节节败退。父亲眼看情势不对,急忙带我们躲到北边鲁店村的东山上。

  不久,鲁店村长的儿子来看父亲,说这山的南边是两军交战的地方,十分危险,邀父亲去他们村内住。

  父亲觉得很奇怪,乃问他:「如果八路军来到村内怎么办?」

  他说:「我可以骗他们说您是我爹。」

  「那你真正的爹怎么办?」

  「噢!我会说他是我大爷!」

  父亲怀疑他来意不善,根本是想把我们拐骗去他家,好向八路军邀功,由于父亲一直是地方上极具声望和影响力的人士,因此始终是各路人马想抓到的人质,遂假意答应,并请他代雇了三只毛驴。

  傍晚,驴夫带着驴子来了,父亲借口说天黑了,山路不好走,明天一早就动身。

  当晚,山前两军又打了起来,激战了约二小时。约莫九时左右,枪声寂止,我在山上探查动静,突然听到有人喊「二班长」,我连忙下山向父亲报告。

  父亲命令驴夫将捆在驴架上的行李抬上驴背,准备往后山而去。三个驴夫争执着不肯走。父亲的两个护位掏出枪来,喝令道:「想死啊!」,驴夫极不情愿,只能顺从往后山走,次日中午,我们又回到了隋家官庄。

  此时父亲打听到诸城的张步云已退至潍县一带,现在诸城的南部很安全,是李永平的势力范围,于是我们在隋家官庄待了半个多月,雇了三辆独轮车,去了诸城东南方的红石头,与干爹吴仲瑜为邻,他在这里管理李永平的纱厂。不久我们又搬到泊里镇附近,我和弟弟也入了泊里天主堂小学,我念五年级,弟弟念一年级,我在这里一直读到了小学毕业。

  1942年底,山东的八路军迅速的壮大了起来,国民党的中央军不敌,全部撤出了山东,李永平也投靠了日本,成了伪军汪精卫的部队,当时伪军的国旗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只是在旗帜上面多了一块黄色三角形,上面写着:「和平、反共、建国」(附图: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军旗帜),一来是要拉拢民心,二来表明他们也是抗日的。青岛的伪军还派了两卡车的部队前来诸城,表示力挺。

  父亲在这段逃难期间,由于天生性格坚毅,曾经说过:

  「钱财乃身外之物,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

  抗战期间虽然颠沛流离,生活陷入困境,有时甚至连吃顿饭都成问题,可是当时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如此,所以并无怨尤。而且父亲当时无论走到山东哪个城镇,人人都奉之为上宾,大家都竖起大拇指说:贺大老板了不起!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毁家疏难无人能及的大英雄!父亲当时觉得有极大的荣誉感,没有把个人的牺牲看得太重,大家都在吃苦,他吃点苦也不算什么。即便一个大企业忽然之间没了,也从未觉得有任何委屈。

  第十二章运通粮行

  离乡背井
 

  由于长记轮船行在抗战爆发前就已停止了营运,又经过了几年的四处逃难,父亲多年的积蓄终于见底了

  1943年春天,我们全家都在泊里镇,此时伪军也派了照像师傅来此给每个镇民照相,并发给贴着照片的「良民证」,当时我已十三岁,也领到了一张良民证,父亲在良民证上改名叫「厉寄园」,我则改名叫「厉复光」,不敢用真名的原因是此时伪军仍在四处寻找父亲。

  而时局似乎越来越坏了,父亲眼看情势十分不好,便思索应该离开此地,到战时的陪都「重庆」避难,那里没人认得父亲,应该是安全的。

  为了筹措旅费,父亲向泊里镇的大地主吴季英先生租了三亩田地,种了最甜、也是当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红心地瓜,东门外每天有人在那儿等着打工,帮忙做些犁田、翻土的工作,父亲付些工资给他们。地瓜收成后招来了祖父的「大蛤蟆」、「二蛤蟆」两艘船,运到青岛出售,前后各运了三趟,卖了的钱除了一小部份付地主租金外,剩下来的,一部分给了大妈,余下来的就当作旅费。

  由于钱数不是很多,父亲只带了我一人,让大妈、妈妈、大弟和大妹返回石臼所老家住,祖父因为早前把父亲东门里的店铺私自卖给了陈祥卿,所以必须收留大妈、妈妈、大弟和大妹。

  我们全家由泊里镇到了董家绕头,雇了一艘「一丈八」,等了一星期,才有顺风直驶王家皂子登岸,我们在此地和大妈、妈妈、大弟、大妹分手,又雇了二辆独轮车,一车载行李,一车载大妈他们回老家。我和父亲又步行返回泊里镇。

  送走母亲的次日,父亲和我以及另外四位日照同乡,搭上了往胶州市的马车,又次日,乘火车到了济南,再转乘津浦铁路的火车到了江苏省的徐州市,之后,又乘陇海铁路的火车到了河南省的商丘,经商丘乘人力车去了皖北的亳州,原打算经皖北的边界到湖北的宜昌市,即可乘船至大后方的重庆,可是找不到可以搭乘的车辆,当时皖北国军正与日军交战中,没人也没车敢去战区。

  等了一个多月,战事还在持续进行中,父亲和我祇好返回商丘住下来,再做观望,既然走不成,不妨暂且先做点生意,起码可以维持基本生活所需。

  父亲在商丘火车站大街的尾端找到一个处所,有五间房,二间住人,三间可做生意。大街上并不热闹,各家商号的生意都很清淡,除了几家粮行外,还有十余家铺子,都在大门旁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书寓」,起初我觉得这里真是个文化城,竟有这么多卖书的人家,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都是「土娼馆」。

  此外,这里还有几家卖吃食的小馆子,没有大店铺也没有电影院,祇在朱集镇门外有家戏院,上演的是河南梆子,全是用河南土话在唱,我们听不懂,也有几家卖香烟的,都是自己用一个简单的工具卷起来的没有牌子的土烟。

  朱集镇的栅栏内每天上午是个市集,有些摊贩摆摊卖猪、牛、羊肉和豆腐、青菜之类的,青菜只有两、三种时令蔬菜。但其中有两个小摊子卖的是当时极为特殊的东西-「玉器」,价钱也不贵,其中有些看上去有点价值的对象也没有识货的人来买,这些玉器的来源全都是当地农民在耕种时翻土挖出来的,父亲买了几件较价格较高青绿色直径约五、六公分,中间有一个圆孔的玉佩,半透明的油青或花青种,只要十几块钱「关金」(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当年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由于1929年世界银价大落,影响我国关税收入。政府遂于1930年开始征收金币,以市值0.601866克纯金作标准计算“海关金”单位,折合美元0.40元。1930年中央银行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关金兑换券。1931年5月正式发行,作为缴纳关税之用,不在市面流通。由于其与外国货币直接挂靠,币值相对稳定,所以关金直接交税的比例逐年上升。自1930年的12.18%,至1933年增加到87.82%。此后十余年的关金券一直坚挺,含金量从每元0.601866克升至0.8888671克。1942年4月,当时财政部规定以关金一元折合法币二十元与法币并行流通。这是变相增发法币大钞,关金券公开行使流通功能,变成真正的纸币。1948年8月19日,国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宣布废除法币和关金券,改发行金圆券,并以1金圆券兑换15万关金券的比率收兑关金券,同年11月21日提只收兑,关金券正式作废,前后共流通17年余)。

  重拾本业

  父亲在租来的店铺门口挂上了一块木板招牌,上面用毛笔写上了大约廿公分正方大小的「运通粮行」四个字。

  运通粮行一开始做的买卖是父亲向大连熟识的粮商朋友赊购了四十吨高梁和二十吨大豆,但是粮商得把货运到商丘来交货,因为父亲付不起运费,这是父亲出道时的老本行,货售完后再将粮款和运费汇去大连,接着再办下一批货,因为河南地区所饮用的酒也是高梁酒,因此高梁的需求量也颇大,而大豆是榨油和做豆腐的原料,这两种粮食当地出产不多,所以不怕这些货卖不掉。做了第一批生意后,算算利润还不错,就从石臼所招了两个助手来,一位是贺鹤林,他是父亲的一位船长贺淑文的儿子,可以记账和处理杂物。另一位是当时仅约二十岁的贺旺林,是我的同宗堂兄,识字不多,来了以后,发现他没法帮忙做什么事,连炒出来的菜都令人难以下咽,勉强让他待了两个月,就打发他回了石臼所。

  运通粮行的生意越来越好,原来的这间店铺已不敷使用,不久父亲又在西栅口(车站西边的平交道)物色到一户较大的处所,有一个大仓库,还有两间厢房,于是我们又搬去了那里,又请了一位当地人来帮忙处理外务。

  父亲做了几票生意后,发现陇海铁路在线有许多单帮客,往东行的全是带手工土布,手工土布的纱线比较粗,织成的布匹比机器织的来得厚实,这就恰好符合帆船作风帆使用,因此也开始兼作收购手工土布的生意,这种布每疋长五十尺、宽一尺二寸,有米色和浅棕色两种,都是未经染色的天然原色,称为「紫花布」。

  而往西行的全是去海州带海盐回来卖,用大口袋装着,每袋约百斤上下,多数单帮客都是妇女,有些甚至还缠着脚,这令父亲十分讶异,区区百来斤的海盐,扣了往返的车资,和两天食宿的费用之外,居然还能赚到钱?

  于是父亲去了商丘、开封等地的市场上调查了一下,原来各地海盐的零售价格是海州的三倍,价格如此悬殊,当地竟然没有生意人去经营这项业务。而究其高价的原因,是市场上所卖的海盐全是单帮客零星带来的,所以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一般当地人所食用的盐是一种田盐,颗粒很大,约有一公分立方,带有苦味,当时开封、商丘、皖北、鲁西一带全是食用这种田盐,甚至连距离日照不远的沂水也全是食用这种盐,交通通畅后才有少量海盐带来,这令我十分不解,因为日照当地王家皂子和乔家墩子都产海盐,海盐虽较贵,但是炒出来的菜好吃多了,当时一般稍微有点钱的人家都愿意多花点钱买海盐来食用。因此父亲就去了连云港买了三十吨海盐回来,未及一个月就卖光了,没有门市零售,都是单帮客批货。

  运通搬到西栅口的店铺有两大间厢房,可供单帮客住宿,每间厢房里都有一个可容纳七、八人睡的大通铺,上面铺着芦席,各有十条棉被,这些前来住宿的单帮客都是穿着随身衣物睡。男、女各一间,有来售货或是以货易货的都可免费住一夜,但餐食得自理,运通只供应热茶水,有一个很大的茶桶放在通铺的走道上,打开龙头就有茶水流出来,冬天时还套上棉布套保温,单帮客无人出外就食,都是打开随身的小包袱,拿出一餐量窝窝头之类的干粮,盛碗水就吃了起来,难怪一百斤的海盐扣去往返车票还能赚到钱。

  渐渐的许多单帮客都改向运通粮行出售手工土布和批购海盐,虽然价格贵些,但是不必往返的车资和两天的时间,又不用费力的扛回来,还是很划算。

  父亲把收来的土布累积到相当的数量后,就整批运往连云港出售,而他们则是将布匹转卖到上海或江北做船帆使用。不到一年,运通粮行的业务除了批售高梁、大豆之外,还兼卖土布、海盐,此外又增加了收购蜂蜜和桐油等货物。

  运通粮行的生意做到1945年的6月就停顿了,因为陇海铁路上的火车头已被盟军的飞机炸得差不多光了,没有了交通运输,生意当然也就没法做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终战诏书》,同日上午十时,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

  9月2日上午,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与同盟国签订《隆伏文书》,9月3日,日本向中华民国政府投降!

  1945年9月9日上午,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陆军上将何应钦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接受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无条件投降,由冈村宁次签署降书,日本「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递交。

  1519160720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附图:流亡的足迹3)



  感谢阅览,精彩待续

  本书版权属原作者,非经授权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2017-10-13 13:52:48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很有意义的一部大作,欣赏中学习到很多珍贵历史。

2017-10-16 07:15:18 来自青青岛社区
【长篇连载】《华北船王 贺仁菴》(七)

  第五部 乘风破浪

  第十三章 返乡复航

  返乡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和父亲爬上了开往徐州的火车,正确的说,应该是火车厢的顶上,开始了返乡的旅程。

  我们从两节车厢之间的攀爬梯爬上去,将两个行李卷纵放着,相距大约二尺,跨在凸起的车厢顶上,这样坐在中间相对安全许多。我们没有买票,也没人卖票。

  不久,车厢顶上也来了很多人,有人要求坐在我们的行李上,因为里面都是秋冬天的衣物不怕压坏,所以就让他坐了。

  这是一列载货用的黑皮车,车厢里没有座位,但是里面早已经席地坐满了人,火车的速度不快,若干小站都不停,站上也没人等车,从商丘开出来,中间只在马牧集站和砀山站各停了约十来分钟,大约在晚上七点钟到达了徐州,虽然是慢了点,但一路上也还算是平安顺利。

  八月十八日,父亲和我还留在皖北的亳州,在此一周之前就有传闻说什么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两枚炸弹,夷平了两座城市,我心想这可能是谣言,哪可能有那么大的炸弹?那得用多大的飞机才能载的动?

  现在日本真的投降了,一枚炸弹炸毁一座城市是真的,不是谣言。

  此时国军从阜阳开来,进入亳州城,我们欢欣若狂,就想马上先回商丘,打点好再回青岛。

  可是从亳州到商丘的沿路,日本人原先设的几个警戒点都已撤除,前几天还有抢劫的事情发生,所以父亲带我先渡过涡河,在北岸的一家客栈焦急的等着,打算等到人多些时再一起动身。

  过了两天,国军部队开跋去商丘,父亲马上雇了两辆三轮车跟在后面,八月二十一日,我们回到了商丘的「运通粮行」。

  商丘火车站座落在朱集镇,距离商丘城有十五华里,运通粮行距离车站约有二百码,我每天一大早就跑去车站看看有没有车去徐州,没敢指望能直达连云港,已经数月无车通行,铁轨都已生锈,整条陇海铁路是否还有能动的火车头?连车站的人都不知道,只听说在加紧修中。

  打从一九四四年的夏季,这里就开始空袭,这回是换成了国军的飞机来炸日本人,炸了发电厂,没炸车站,也不炸市区,只扫射火车头,日本人为了保护火车头,在每个车站停火车头的地方,左右各建了一堵厚砖墙,比火车头高出一公尺,火车到站恰好停在那里。其实这样做并没有效果,因为飞机的穿甲弹很厉害,可以打穿三层钢板,砖墙有何阻挡能力?火车头的锅炉如果只是外面被打个洞,修补起来还容易,如果内部的锅炉管也被打穿,就得抽换炉心,工程很浩大,而且飞机还可以顺着铁路一直打。

  有一次我在西栅口路边的一个涵管躲空袭,看见四架飞机在车站上空,先是低飞绕了两圈,车上的人赶紧下车逃命,这时飞机才往下开枪射击,听到的不是碰、碰的声音,而是一阵短促的咕噜噜……的响声,火车头立即嘶嘶的喷出蒸气来。

  飞机飞走之后,我跑去车站看漏气的火车头,四散的旅客也都回来了,全都兴奋的述说方才看到的「热闹」,至于如何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似乎已是不重要的事了。

  九月十日一早,我到商丘火车站,看到售票口摆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十一时有货运列车试开徐州,不售票。我匆匆的跑回去向父亲报告。十时不到,父亲和我就等在月台上,运通粮行的伙计将我们的两个行李卷一起送来,还带了一个已装满开水的热水瓶,又买了十来个包子,以方便我们在路上吃。我们走后,运通粮行剩下的家当就归这个伙计了。

  父亲在徐州的朋友李伯伯,住在大同街德化巷,附近是个公园,距离车站很远,要跑去打听火车班次很不方便,第二天我去打听的时候,车站的人说:「铁桥在前几天被炸毁了,连桥墩都垮去一半,至少得修上一个星期」。

  这段等待的期间,为了消磨时间,我经常往公园跑,要不就是跑去黄河故道,站在桥上看日本人钓鱼,十来个等待被遣返的日本人,很优闲的坐着那儿,偶尔说几句我听不懂的日语闲聊着,他们的钓竿都十分考究,还上着漆,很漂亮,钓起来的鱼都不大,长度仅三、四吋,偶尔钓到五、六吋长的,拉出水面的时候,还特别用一个捞网接上来,以免弄断了钓竿,所谓的黄河,在这里已经很清澈,不黄了。

  等了十来天之后,终于有火车要开往连云港,我和父亲买了票上车,这次搭的是客运车厢,我们虽然早早就到了车站,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比我们更早到,车厢里非常拥挤,通道上都是行李,我们找了一个空一点的地方,将行李卷立着塞下,勉强坐在上面。

  火车仍然开的很慢,若干小站也停,大约下午两点钟,经过大车祸的现场,在炮车站和瓦窑站的中间,一九四五年四月间,有两辆火车在这里相撞,不是意外,据说是有人故意将两站的行车信号错接,一列往西行的客车挤满了旅客和一列往东行的货运车猛烈相撞。

  坐在第十车里的一位同乡,死里逃生,事后述说出事经过,犹有余悸!火车是以平时速度进行着的,突然一个紧急煞车,接着耳边响起爆雷似的巨响,就轰隆隆的撞成了一堆。车厢里的旅客一半以上都撞死了,还好他是面向后方靠着椅背坐着(那时的火车坐椅都是前、后排各坐二人,中间用一个椅背分隔着),怀中抱着无处可放的行李卷,对面坐着的人撞了过来,当场跌在地上爬不起来,行李卷救了二人的命。车厢前端高高在上,后面又被第十一车的车箱压着,他们连跌带爬的从残破的车门逃了出来,火车头喷着蒸气,哭声震天,地上全是血,所谓血流成河,大概就是描述这样的情景!

  现场没有清理,事隔数月后,才在距离约百米的旁边修筑了另一条铁路衔接,两个火车头都没离开轨道,顶在一起,锅炉像手风琴似的隆起四、五个折环,后面的车厢套在煤水车上,第二节又套在第一节的后端,套到第五节后才爬上车厢顶,堆栈了数层,地上堆满了人骨残骸,一堆一堆像是坟墓一样的「纯」骨冢,可能是等待了数月之后,人肉烂光才堆起来的。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人类的骨头,而且数量是如此之多,心里没有害怕,祇觉得太残忍了!破坏铁路信号的人,和他的上级指示者,一定也来看过他们的「成绩」,不知是是高兴任务的成功,看到死了这么多无辜人的性命,内心毫不在乎?还是心中有愧?

  两辆行进中的火车相撞,力量竟是难以想象的大!我终于明白,为何自商丘开来,火车都不敢以正常速度行驶,就是怕万一有突发事故煞车不及!

  火车仍然缓慢的前行,傍晚抵达新安镇(新沂市),停着不走,因为前面铁桥的钢梁被炸了一个大洞,铁轨虽然好好的在上面,可是火车不敢走,怕有意外发生。

  这时对面来了一个火车头,推着一节平板车,上面载着钢梁和工程人员,是来修桥的。父亲叫我提着一个行李卷,他提着另一个,过桥去跟火车司机商量,我见他拿出一迭老法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部改革币制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为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一法币等于一银元,1948年8月被金圆券取代。),塞给司机,转身向我一挥手,我们就爬上了煤水车,火车头留下平板车和工程人员就就开走了。坐在煤水车上,摇晃得很厉害,不像平时坐在车厢里那样平稳,当晚车到了新埔(海州),我们下车。

  父亲在这里有很多熟人,但我们归心似箭,祇去了表姑家(厉家庄子二舅公的小女儿)吃晚饭,顺便打听青岛的情况,二天前自青岛来了一艘小帆船,带来的消息是:青岛市被一向在崂山打游击的李先良接收了,石臼所则仍被八路军占据着。

  第二天父亲去连云港雇到了那条小帆船,午餐后由东连岛出海,因为风太小,只好先转到西连岛停靠,父亲又带着我上岸找朋友叙旧,我们在那儿吃了晚饭,晚餐后吹起了东南风,开航出海,没有大浪,小船平稳的航行着。

  我打横躺在第二舱,二舱和大舱之间的隔板上就是主帆的桅,前面还有一根前桅,两张帆都涨满着风,虽然不是很强,可是从右后方吹来,算是顺风。父亲躺在大舱里面休息,我们的船直奔青岛而去。

  这种小船我们家乡话叫作「一丈八」,就是祖父当年网鱼的「下海船」,船艏两边各有一个圆圆的大眼睛,好像是有灵性的生物。船身最宽处只有六尺,前、后舱较窄,每隔一尺半有一支横梁,刚好可以容纳一个普通身材的人躺下,我那时不到十六岁,身材也不胖,躺下来还很宽松。

  醒来时,天已破晓,父亲已经坐在甲板上,遥遥望向石臼所,并指给我看,「石臼灯塔」此时虽然已经不放光,但目标还是很明显的立在那儿。

  此时父亲虽然没说什么,但想必心中十分感慨,历经八年抗战,历经多少辛酸血泪!

  小船继续平稳的航向东北方,中午时分经过水灵山,我们吃了一些锅盔饼,喝了一碗水,算是午餐。约莫下午四点钟左右,小船驶进了青岛小港,父亲向港口的值班员警报了姓名,他叫我们就在船上等着,约莫半小时后,有一位身材高大的人,穿着黑色西装,摇着一支舢舨的橹,向我们驶来,我认出来他是战前父亲公司的一位孟船长。

  他是来接我们上岸的,想必是港口的警察通知他来的,我们向警察道了谢,办了登岸手续。

  推算起来我们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登岸的,距离我们离开青岛,整整八年又一个月。

  1519160720

  (附图:返乡之路)

  复航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华中、华北的海上运输几乎都已停顿,不光是飞机空袭,海上还有潜艇出没,没人敢待在船上,因为船的目标太大,日军登陆青岛后不久,就将长记所沉的轮船打捞出水,又将这些轮船原来红底黑色船身、白色舱房的船体全都漆成了灰色,显示抗战时期日军确实曾经使用过这些船只。

  战争末期盟军开始轰炸胶州湾沿岸,有三轮遭炸毁,幸存的三艘轮船上的高级职员原本都是日本人,后来战事接近尾声,日本投降已是早晚的事,多数日人陆续被召回国,日本商社不得已,只好雇用原本不信任的中国船员(其中有些曾是长记的人),这些船员害怕一但出海极有可能一去不复返,又不敢抗命,一有机会就搞破坏,伺机在润滑机油中加入极细的金钢沙,使机件磨损,之后再以拆解检视为由,乘机将机件遭破坏的证据清除,再请日本人复检,日人不知被动过手脚,判断可能是机械老旧需要更换,但二战末期何处可找到合用的零件来更换?无法更换零件船只就无法出海,不但船员保住了性命,连带也保留了这三艘船。后来日人将这三艘船泊在青岛小港北堤边,没人守船,也找不到守船的人,就算找到人,也没人出钱。至于沉在燕尾港的华顺轮,早已不知去向。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青岛市政府迅速发还了迎春、得春、承春三艘轮船。速度之所以这么快的原因,是因为南京中央政府预派至华北和东北的接收大员全都堵在上海,铁路早已中断,而上海一带的轮船在八年抗战期间不是遭日军炸毁,就是遭盟军炸沉,因此战后几乎已无任何轮船可供航行,甚至连招商局都没有,还曾派代表来跟父亲商议借船。当时全国可能仅剩长记这三艘还能动的船,黄浦江上虽有两艘渡轮,但是不能航海。所以电令青岛市政府加快作业,以便早日有船驶抵上海,载运军公大员尽速收复东北,但接收回来的三艘轮船上,凡是能拆、能偷的物件,都已遭窃一空,此时首要之务就是得将沉船前拆下来藏在薛家岛及澄瀛等地的机件和刨床、大车床、绞车等对象找回,但经过八年抗战,当年拆下来的零件,也已下落不明。

  父亲去了专门出售轮船零件的旧料商家,勉强找来了一些配得上的零件,例如:主要管路的铜质的开关(凡而),但口径必须相符才能装得上去,还有螺旋器等等,发电机找到四台,全都买了回来,多余的留做备份,这种发电机不大,大约发电三KW,只能供照明用。

  一切都差不多就绪了之后,还欠一样重要的仪器-航行时用以计算所在位置的铜质「浬表」,没有它不敢开船。因为当船出港以后,船长得摊开海图,标出方向,用铅笔画一条一条线,都是直线,没法画成曲线,因为舵工无法知道要走多远?转弯几度?所以要转向时,都是按照航行了多少海浬在某地转几度,再航行多少浬再转几度,用圆轨度量长度,在海图上量出距离,航行时注意浬表有没有到达该转向的距离。开航后,浬表固定在驾驶台的右舷,拖着一条大约一百码的编结绳,末端有一个迫击炮弹似的螺旋桨,尾部有三片斜置的叶片,当船只航行时就会旋转,再由边结绳传至浬表。

  后来终于找到一具,先给迎春轮使用,接着又托人在上海寻到两具,可供承春、得春用。以及稳车(放在舵轮右边指示机舱高速、慢速、前进、后退、停止等作用)把手,传声筒等等零件。这样三艘船都能勉强开航了。

  1519160720

  1519160720

  (附图:船上机具、浬表、稳车及吊杆)

  表面上船虽然已经修好能够开动,但是还有很多工作得做,首先是检查船体外壳,必须仔细敲打全部钢板确认有无锈蚀,还得重新上漆,这些工作本来应该是要进船坞上台检查的工作,青岛小港有个海军造船所,船坞很大,可容纳万吨的船,可是那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得付现金,但父亲这两年在商丘所赚的钱已用去不少,何况更重要的是得为三艘船准备燃料(每艘船的煤仓各需装八十吨煤),所以没有多余的钱进船坞检查。

  但是检查仍是必须做的工作,否则无法得知船体的实际状况,如何敢把船开出去?最后只好以「土法炼钢」方式,将三艘船轮流开上「船渠港」的沙滩上,我们称做「泥湾儿」,在大港和小港之间,利用退潮后船体露出很多部份时,将能检查到的部份仔细轻轻的敲打,并清除附着在船底、船壳上的藤壶、牡蛎等贝类,由于所有经过检查过的部份都完好,因此度量底部应该也无问题,船底中间检查不到的部分,只能留到明年经济宽裕时再进船坞检查了。

  接着得全部重新上漆,船底浸在水里的部分,先涂上红丹漆(一种含铅毒的油漆,可减少贝类附着在上面),又刮除了日本人涂上的灰色油漆,重新漆成上面黑色、下面红色的船身,黄色舷线,棕色甲板以及船尾和吊杆,白色驾驶台和舱房,黑色烟囱上面画上长记的标志(MARK):天蓝色底,中间大红色菱形块,菱形块中间有一个白色的「长」字

  1519160720

  (附图:长记标志)

  在现在看来这个「MARK」有点土里土气,但在那个年代可是非常时髦的!

  此时整艘船都已焕然一新,这会让人有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

  由于一艘船连船长、大副在内得有二十八位工作人员,三艘船就得有八十四位,因此得把之前在长记轮船行担任船长、船员、伙夫等抗战期间离开青岛的,赶紧找回来,准备复航。

  这段期间,我看着父亲每天和船员们一起工作,十分辛苦,为的就是能尽速将船修复好,以便恢复业务!

  自大后方到上海来的人,绝大部份都是要到东北、华北办接收的军公大员,原先他们计划的路线是先到南京,再搭津浦铁路的火车北上,但此时津浦铁路早已被挖成数段,无法通车,那就只能改成搭船走海路了,于是又回到上海,这才发现上海并没有任何船可搭乘,不要说轮船没个影儿,连较大一点的帆船也没有,这场战争几乎炸光了所有中国的船。

  此时聚集在上海的人越来越多,全都焦急的等着,一筹莫展,办接收是十万火急的事,这些接收大员心里都很明白若不赶快到差,就会被八路军抢先接收去了,所以不只是在上海被堵的人着急,中央的着急也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迎春轮首先加水、上煤、开往了上海;一天半之后,停泊在上海外滩十六铺的码头,这使得翘盼多时的人终于松了一大口气据说有人甚至已经在此地等了一个多月,现在终于有了一艘不算大的轮船开来载运旅客了。

  船虽然已经开来了,但是等着搭船的人那么多,这艘船怎么能全都载得了呢?迎春轮登记三百九十四吨,实际载重为六百吨,配有二艘救生艇、二艘救生筏和一百五十件救生衣,额订载客人数头等铺位八人、二等铺十二人、统舱为一百三十人,合计共一百五十人,战前最多曾经载过二百人。

  代理行是位于上海十六铺,枫径路上的「慎茂行」,老板姓邵,打自民国前就开始代理祖父「福春行」的帆船业务。

  十月二十日迎春轮自青岛开航往上海时,开始预售两天后的船票,但事先声明「不保证能如期抵达」毕竟才将船接收回来,勉强修好,会不会有意外事故谁也不敢保证。

  据邵老板后来向父亲报告,刚开始卖票那天,有数百人围在代理行的前面,将不大的枫径路挤得水泄不通由于船票比额订增加了五十名乘客,但也只有二百个名额,排在前面的人先买到了票,没买到票的人难免十分失望,当然知道两三天后还有一艘船会来,但是要搭船的人也会一天天地增多,僧多粥少还可以每人分个半碗,大家都少喝一点将就一下,但船位能分成一半吗?

  当然也能,大家在八年抗战期间都有过挤火车的经验,坐船当然也能,除非船实在太小,否则大家挤一挤,不能躺下来,用坐着的也可以,只要不是站着都行。

  所以当迎春轮抵达上海下客之后,二百名已经买到票的旅客先上了船,码头上的人一看:「这怎么行?船上还有那么多空位,为何不卖票让我们上船?」,争执后的结果是:「再增加一百人。」,这是迎春轮船长吕明奎和代理行邵老板讨论后决定的。

  这次改用抽签的方式,如果有二人以上同行,可以一起买票,抽到签而没买到票的人,下班船可以优先买票,他们也都一致表示:「挤一点没关系,没有救生衣也无所谓!」。先前已经上了船的旅客也同意大家挤一挤,都是急着去华北和东北地区办接收的公务人员,互相体谅,同舟共济,共体时艰吧!

  此时船上共挤上了三百名旅客,比额定的人数多出一倍,但岸上还是有人不肯罢休,理直气壮的指出客舱的屋顶上,以及驾驶台的顶上,还没有人上去坐,好说歹说要求通融让他们上去坐,最后又上去了三十人这三十位如果遇到下雨天,水手可没法子帮他们张上帆布篷遮雨,但是他们说:「没关系,我们碰运气!」

  迎春轮有二层甲板,连底舱算起来共是三层,开船之后,水手将甲板张上帆布篷,有一半以上的人无法躺下休息(原本统舱的旅客是可以躺下休息的)多数人都是用坐着的,真是名符其实的「坐船」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和难民船没什么分别。船上有二名茶役供应茶水,忙不过来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后来的航次又多加了二名茶役轮流送茶水。

  最后硬挤上的三十位,幕天席地的反而可以躺下来睡觉,除了上厕所不方便,得爬上爬下之外,还算是满惬意的。船到青岛后,船长得向父亲报告何以超载这么多人,事实上实在是出于无奈,而且由于是纯载客,没有载货,重量相对较轻,安全上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五天之后,得春轮也到了上海,比照迎春轮的方式抽签买票,一样载客三百人,两轮是同型的船,得春略小三吨。八十吨的煤舱只装了四十吨的煤,少了一半的重量,船速可以快一些。上海去天津,中间挂口青岛,由于部分人只到青岛,而青岛又有人去东北,所以得在青岛靠岸,然后再航行到天津。往返都在青岛上煤,没有耽搁太多时间。

  我曾在报纸上看过一篇投稿,述说抗战胜利以后,几位买不到船票的旅客,在上海等了个把月后还是买不到票,甚至连黄牛票都买不到,只好大家合起来雇了一艘帆船航向青岛,但是并非所有的船老大都熟谙航路,这条航线一向都是轮船和大帆船在航行,小帆船根本跑不了这位船老大以为只要沿海岸线四、五浬之外,往东北方向走就没错。结果帆船在「五条沙」(距离燕尾港南约三十海浬)搁浅,等到涨潮才脱困,幸而是沙滩,船没破损,倘若遇到的是礁石,后果将不堪设想!

  承春轮则是开航至连云港,此船是三艘中最小的一艘,原本是货轮,因此航速只有八浬,(迎春、得春都是十二浬),当时有个规定,纯货轮是不得载客的,偶尔载个四〜五位客人是可以的。战后因为全国都没有船,因此承春轮为了自连云港载客至青岛,特别将后舱改装成客舱,合法成为客、货两用轮,可售统舱票,让原本载货的地方也可以载客。

  由于三艘船的船员人数是一样多,而但云港的旅客并没有上海那么多,只能二天一航次定期跑,青岛至连云港航程一百零七海浬,约十二至十三小时可抵达,每航次大约一百多名旅客,三艘船的船员薪水都一样,但迎春、得春的船员后来想到一个赚外快的法子-「卖卧铺」,增加额外的收入。

  由青岛至上海,一个卧铺可卖一两黄金,青岛到营口或天津也是一两,上海到天津或营口则卖二两,回程也一样,全体船员大家轮流睡,留一些铺位整理干净,卖给出得起价钱的旅客。

  每艘船都有一个堆放杂物的「司朵间」(Store),里面堆放了帆布篷、救生衣等物品,开船之后将帆布篷张挂在甲板上方,救生衣发给乘客,此时腾出来的司朵间上、下两层可睡八人,还有船上餐厅的大台也可睡二人,两边软垫的椅子上也可以各睡二人,驾驶台再放两张躺椅供大副或备班的舵工轮流睡,甚至厨房还有三尺宽的空间,若是卧铺生意太好,船员们便二人对向同睡一个铺位,但得把脚洗干净,因为一人的脚得放在另一人的枕头边上。

  自十月二十日开航以后的航次,迎春自上海到天津,每月可航行往返三回,每次大约可以卖出22个左右的铺位,大副以下的员工每人每月都能分到大约四两黄金。承春轮的船员眼见迎春轮、得春轮的人挖到金矿,而他们却只能靠领死薪水(其实当时这份薪水不知已经羡煞多少人),一有机会就「捎小伙」(走私)。

  那时苏北一带的煤油比青岛贵了一倍,于是他们就走私煤油,一次购买数十桶藏在煤炭中,一九四八年六月,某天下午,准备开船时,煤仓中突然有煤油外泄,冒起浓烟,接着马上烧了起来,消防车立即来喷水火势扑灭后检查仅有煤舱烧坏,未波及船舱,货物人员均无损伤,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倘若航行在海上,后果将十分严重。

  烧坏了的煤舱更换四壁就好了,但父亲盘算了一下,连云港的旅客越来越少,已经朝不保夕,即便将船修好了恐怕也是来日无多,而该轮航速慢,无法与其他船只竞争,所以干脆停航不再修复。是何人放置的煤油,当然无人承认,其实大家都有份,最后只好将此轮全部船员都去职。

  第十四章  长记轮船东山再起

  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我和父亲返回青岛后,迅速接收了青岛市政府发还的三艘轮船,紧急添购零件修复又经「片滩」检查船体完好后,就仍以长记轮船行的名义重新开始营业。

  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长记轮船复航开始,至一九四九年国府自大陆撤退为止,这三年多,是长记轮船第二次发展期,轮船吨位和公司规模甚至远较战前更大。

  胜利初期,国轮极为稀缺,连总部设在上海的国营招商局都没有轮船。一九四六年初,招商局让驻青岛办事处的经理方重前来找父亲,要求父亲将长记的轮船租给招商局使用,父亲坚持不肯,双方不欢而散。

  后来招商局的业务全由上海主导,方重在青岛无事可为,被父亲延揽至长记担任经理。

  此一时期的轮船运输可说是独门生意,虽不时仍需接应军运或公差,但自行营运时,拥挤的客群和堆积如山的货物似乎永远载运不完。重新营运四个月后,结算盈余已达国币二十余万元。

  同一时期,青岛市政府公开标售原日伪产业的「黄海水产公司」,父亲友人郑旭东拉父亲合伙标得。该公司位于青岛小港的莘县路底海军造船所隔壁,拥有双拖渔船十六艘,可出海捕鱼,最远跑到长江口一带捕捞野生大黄花鱼,捕来的渔获批售给当地渔获批发商,父亲担任董事长,业务交由郑旭东负责。

  父亲此时也将长记轮船行迁至冠县路一O七号新址,这处房子也是战后向敌伪产业处理局买来的,是一栋三层楼,后面还有个很大的仓库,面积约有八百坪。从上海路的铁道边起至冠县路号一百一十一号,全属长记公司所有。


1519160720


  1519160720

  (附图:长记轮船行信封、冠县路107号照片)

  同时又收回了战前长记位于青岛小港沿的长记轮船行煤场、机械修理厂和长安路长记里廿二-廿五号的二层楼房共五十四间,此外又在凌县路之丁增设了员工宿舍。

  除青岛外,父亲也重新陆续在营口、天津、烟台、上海、福州、厦门和台湾设立长记分公司及仓库。

  天津除分公司、仓库外,还在天津河塘沽和大沽口河海交界处,开辟了一座长记专用码头。冬季天津河河水会结冰,但此处结冰较薄,且有铁路可直通北京,交通更为便捷。战前在河南商丘运通粮行协助父亲处理业务的贺鹤林,此时也被任命为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此外,营口也设有码头,投资甚巨。

  1519160720

  (附图:三十五年民言报迎春轮开航当日通知)

  河水结冰对轮船航行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一九四七年冬末,就曾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

  那晚恰好是阴历的除夕夜,突然来了个大寒流,迎春轮在天津河被冰围困。冰膨胀时会把船挤破而导致沉船,此时船上大约载了三百名旅客,倘若船沉了,后果难以想象!

  于是船长立刻打了个紧急电报向父亲求救。但因天津港务局破冰船的船长、船员都已回家过年,派不出人手来开破冰船,父亲苦思变通办法,后来指示船长将两边的船锚急速放下,击裂前方的结冰层,再将船锚收起,再急速放下。如此连续撞击多次后,终于击破船艏前面一米左右的冰层,船往前移动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再以此方式反复撞击、前行,大约三个多小时之后,迎春轮终于在天津河内回转,航行至大沽口,此处为海、河交接处,海水的冰较薄,不会将船冻住。

  天亮后,天津港务局终于派了破冰船前来领航,让迎春轮航行至天津河的码头下客,为了避免船只再被冻住,船长又将船立即开回大沽口泊锚那个除夕夜父亲和我一夜未眠,直到大年初一的清晨。

  由于父亲在一九四六年初已被推选为青岛航运公会理事长,当时国民政府有一项政策,就是轮船航业公会中可以分配到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因此又有人欲推举父亲兼任立法委员。

  此时父亲既是青岛地区航运界领袖,被推举参政也是很自然的事,但父亲并无意从政,父亲的蒙兄安鹏东又曾因曹锟事件离开政坛,对政坛之黑暗和丑闻十分了解听闻此事后,极力劝阻父亲:「三弟啊!你生意做得好好的,何必去淌这个浑水,跟这些人搅和在一起?」

  某日清晨,即墨帮的张晓古带了随从上门,父亲在玄关迎接他,我站在父亲身后,张晓古一进我家大门看到父亲就跪了下来,央求父亲将立委的名额让给他,否则长跪不起,父亲只好应允。后来张晓古果然顺利当上了立法委员。

  由于战后长记仅收回三艘战前的轮船,因此父亲此时也开始积极物色新船投入营运,以承揽更多的客、货运输。

  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有人向父亲说美国人正在处理战后剩余物资,打算出售一艘泊在青岛港的小型供油船。带父亲去看了船,也出示了船的结构图,父亲认为改装成载客船应该不困难。接着负责轮船出售业务的人也来了,名叫伯朗奈特,又带父亲到船上再看了一次,

  这是一艘战时美军的供油船,约有八百吨,航速十六浬,虽然改装油轮成为客、货轮十分费事,但大致上仍符合长记所需用的轮船条件。于是父亲先付了二万美元订金,拿了船图和收据,双方言明交船时再付清余款十万美金。不料伯朗奈特却拖着不交船,后来干脆直接避不见面。

  父亲和青岛中国银行行长郭兴周先生讨论此事,分析这个家伙根本就是打算骗一票后走人。

  「青岛中国银行」是山东省历史最悠久的银行,长记轮船行自战前即开始和青岛中国银行有业务往来,战后改组为长记轮船公司后,所有购买轮船也都由中国银行经手汇款业务。

  由于郭兴周正好住在我家对面,因此经常在下班后,到家中或公司找父亲聊天,两人交情也是匪浅。

  于是父亲乃亲赴上海,向「美军战后剩余物资处理单位」追讨该船下落。

  由于父亲当时也是中华民国全国轮船联合会的理事之一,时任「中华民国轮船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的杜月笙得知父亲抵沪后,马上在上海国际饭店的丰泽楼设宴,为父亲接风洗尘,并帮父亲请了一位熟谙此类事务且会说英语的律师,协助父亲处理此事。

  父亲向美军提出该艘船的结构图及二万美元的签收单据,经美军人员详细调查了经过,发现原来伯朗奈特即将退役回国,打算趁此机会骗一票钱后一走了之。

  此时美军告诉父亲有一艘泊在黄浦江上的小型运兵舰(登陆艇),这艘船是由菲律宾载运美军部队到上海的,船价只要原来那艘船的一半多,问父亲是否有兴趣。于是父亲登上该船检视,认为这艘船更合适,因为是登陆艇,吃水浅,又是专门载运人员的,几乎不必改装,只需拆除炮位,并在驾驶台后方增设船长和大副的卧室,即可使用。因此父亲决定改买这艘价格较低但更为合适的船。

  父亲再付了四万五千美金,立即接船,并从青岛招了一批会开柴油引擎的船员,将船开回青岛,投入运输行列。

  父亲将这艘船命名为「元」春轮,是取自易经干卦「元、亨、利、贞」(出自《周易·干》,是干卦的四种基本性质,代表了为人处事中的仁、礼、义、智。也是《易经》中的四德,象征着一年的春夏秋冬。:春天万物的初始、亨:夏天万物的成长、利:秋天万物的丰收、贞:冬天万物的收藏。)中的第一个字。这艘船载重约500吨,航速16浬,自上海航行至青岛所需时间为25小时,可载运全副武装士兵四百名,正好符合长记的需要,做为载客船很合适。

  这艘船的动力来源是烧柴油,柴油与汽油不同,不会蒸发油气,因此即使在密闭的船舱中也是安全的。

  误打误撞买到了一艘非常合意的船,回到青岛后,父亲又拍电报给上海的朋友,询问美军还有没有同型的船。得到的答复是:同型的船大约还有十艘,上海没有了,都泊在菲律宾。

  于是父亲一边派人去菲律宾接洽,同时也在其他地方寻找适合的船。

  一九四六年四月,父亲又向加拿大的一家轮船公司买了一艘载货吨位4800吨的轮船这是一艘英国制造的客、货两用轮,但登记吨位只有2800吨(依国际轮船吨位计算方式,所有轮船的实际载重吨位较登记吨位大约都少了四成以上。),售价为八万五千英镑。三联式的往复蒸汽机,航速8浬,和一般货船的速度差不多。

  这是胜利之后买的第二艘船,按易经卦辞的第二个字命名为「亨」春轮。为了购买亨春轮,父亲特别聘任了两位英文秘书,以便和国外的轮船公司交涉,一位是郭兴周的儿子,另一位是张蔇先生。

  1519160720

  (图:亨春轮)

  亨春轮有四个货舱,舱口特别大,很适合载运木材,因此多数时间是由台湾载运桧木至福州,或是由福州载运福杉到台湾、上海、青岛等地。

  台湾桧木纹理极细且没有结疤,适合制作高级家具,据我所知,当时整个台湾只有亨春轮载运桧木。而福杉材质极优,密度紧实、防水性强,适合建造房屋、桥梁和船舶。为了载运木材,父亲还在福州开设了「长记锯木厂」,请了一位福州当地人陈竹生担任经理。长记锯木厂主要的营业项目是把台湾的桧木和福州的福杉原木材锯成买主指定的尺寸,再运至上海、青岛、天津等地。

  此时,菲律宾美军也回了消息:所有美军的登陆艇都已送给当地各岛屿当做交通船了,现在还有一艘550吨的护航艇(PGM),售价六万五千美元,有没有兴趣?

  这艘船的航速最高可达30浬,一般巡航速度是24浬,经济速度18浬时最省油。30海浬的航速,是当时全国航速最快的一艘轮船,就算是以每小时18海浬航行,还是很快,船票价格自然可以提高一些。因此父亲立刻决定购买。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群菲律宾人,将这艘船开到了青岛大港交船,这是长记在战后买的第三艘船,按卦序命名为「利」春轮。

  1519160720

  (附图:利春轮)

  改装利春轮成为载客船颇费了一些工夫,首先得拆除船上的炮台和机关枪的防护墙,这种防护墙都是三分厚的钢板,碾平后可以焊在甲板上作为客舱外面的墙壁,战后买不到钢板,有材料可用就将就。客舱的内部用木板材料搭配,再在船的中间段设置舱房,前段保留了十分之三的甲板,后段保留十分之二的甲板,都焊上张挂帆布篷的铁架,费时大约三个月才大致就绪。此外,还在驾驶台的后面装上一个假烟囱,其实船的排烟孔是在船的两侧,假烟囱并不会排烟。所用的材料是拆了九个五十三加伦的油桶,将两端切除,桶身切开,再以榔头敲平,我曾建议用一个镀锌的铁皮作一个外壳油漆后套上去,看起来就会很平。贺寿千说我外行:「镀锌铁皮黏不住油漆,太阳晒久了就会一片一片的剥落。」,又说:「要漂亮也行,用补土补上一层,打磨平了,再上漆就好看了,可是那得费上好几天的工夫,一天一趟船的收入是多少钱哪!」,父亲没意见,我那时只有16岁,贺寿千当然不会听我的建议。

  其实原来的假烟囱不必拆除,你尽管跑你的船,只要另外做一个镀锌铁皮的假烟囱,等船开回来时再套上去,费不了半个时辰的,哪会延误船期?而且只要在镀锌皮上用粗砂纸打磨一遍,就会产生许多磨痕,任何油漆都可以附着在上面,绝对不会剥落,一艘流线型的船身装着这么一个凹凸不平的烟囱实在很不美观。

  假烟囱的目的主要是要画上长记的标志「麻固」MARK,这是日本式的洋泾邦英语加上日照土话的口音,听起来有一种很特别的趣味,

  有一次我随船回上海,船进了黄浦江,前面突然有艘木船贸然横过,几乎要撞上,船长紧急摇了车钟(驾驶台向机舱工作人员指示速度前进或后退的沟通装置,通常装在舵轮的右方。),同时对着传声筒大喊「斯来、斯来!」此时车钟上显示的速度是Slow。指示方位时也是如此,船员称北方为恼思(North),东北方是恼意思(Northeast),东南方是骚意思(Southeast),当时有船员就编了个顺口溜:「恼意思、骚意思、凄里呱搭意思(Threequarter

  east)。」;又比如船要从青岛开到上海,出港后过了薛家岛后就得往「凄里呱达骚意思」(四分之三的东南方),至大公岛再转向「湾呱搭骚意思」(四分之一东南)。一般不懂日照土话的人听了这些对话,恐怕永远搞不清楚到底是在说什么?


  1519160720

  (附图:船长室内部陈列图)

  获颁沉船证明

  民国三十五(一九四六)年七月,父亲获已转调至浙江省担任省主席的沈鸿烈先生颁发抗日沉船证明书,内容如下:

  1519160720

  (附图:沈船证明)

  查青岛长记轮船行原有迎春得春承春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轮船七艘航行沿海各口岸装运客货名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该行遵照青岛市政府通令停航并放水沉没以封锁所各港口而免资敌自青岛市政府遵中央电令撤离市区后该行总经理贺仁菴深明大义即随同市府及山东省政府参加抗战工作而该行所沉轮船则经敌军打捞出水,将全部财产没收至抗战胜利时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四轮已被敌军破坏无存迎春得春承春等三轮亦被损坏甚巨仅剩空船经青岛市主管机关将三轮查明发还交贺仁菴具领改组为青岛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加紧抢修担任华北复原运输以利交通除各轮大小吨位在抗战前业由交通部登记有案外所有上述情形均系确实特予证明

  前青岛市长

  前山东省政府主席

  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


  发行股票

  一九四六年七月,距离抗战胜利不到一年,长记已有六艘轮船同时在营运,业务欣欣向荣,于是父亲委托了会计师刘东渤,准备将「长记轮船行」改组为「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并研拟发行股票等事宜。目的是可将公司营利多分一些给船员做为每年额外的分红。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长记轮船行」正式更名为「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并发行股票,资本额为国币四十八亿元,发行股数为四万八千股。父亲担任董事长,董事为贺寿千、江立南。

  1519160720

  (附图:长记股票)

  资本额中的四十二亿是父亲、家人及若干亲友户名持有,几位当年长记行初创时的老伙友,由于年岁已长,因此父亲也拨出股本中的六亿元,分别赠送每人一些股票给他们。如此一来,除了每个月固定薪资和年终分红外,每年他们还可以多领到一份「股利」。

  股票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发行登记,至一九四八年二月时又增资三亿八千二百万元,因此公司股本合计为国币五十一亿八千二百万元,其中父亲和家族持股合计四十五亿零九百万元,占了百分之八十七。

  1519160720

  (附图:长记持股一览表)

  不夸张的说,此时父亲已成为青岛首富。

  其他分得持股较多的是贺寿千,其次是费益堂、贺子章、江立南和戴献堂,可是戴献堂一直没来领取,也没回长记担任个什么职务,或许战后没有回来青岛。父亲也拨了一千五百二十八股给二叔一家,并以祖父的另外一个号子「尚慎堂」的名义登记同时也给了协助规画公司登记发行股票等事宜的会计师刘渤东,以及若干股票给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如沈鸿烈的秘书徐冠羣,中国银行行长郭兴舟以及战前长记阜宁分行的经理杨溯吾等等。

  长记上海分行的经里是我的同宗堂兄贺茂林,还有一位会计,一位出纳兼外务,长记所有轮船到了上海靠岸时,所有揽货、售票、报关以及缴交各种规费和交给「青帮」的保护费等等都由慎茂行负责处理,然后慎茂行再向长记收取代办费,只有在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才向长记的经理请示,所以贺茂林只需决定大事,无需处理杂事。长记的各地分公司中祇有天津和福州分公司所有业务和报关等杂事都由长记的职员自行办理,因此还曾经出过娄子;由于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是得春轮船长贺淑文的儿子贺鹤林,因此父子二人,曾经以多报少,让青岛公司的人查觉货物吨位不符,向父亲报告,随后二人即遭去职。

  长记改组为公司后不久,贺寿千可能觉得他是个位高权重的董事,渐渐嚣张跋扈了起来,并且和会计主任裴静庵以及费益堂结拜成了把兄弟又拉来了一位他的盟兄弟方荣华拜父亲为义父,接着在上海外滩十六铺成立了一家「寿华航业有限公司」,将长记原来上海代理行「慎茂行」的业务,全都改由「寿华」代理。这个做法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反正长记在上海的业务本来就需要一家代理行来处理,直到贺寿千做了一件明目张胆的事,父亲终于忍无可忍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中的某一天,中国银行行长郭兴舟先生突然打电话给父亲,问父亲为何要更换公司印鉴?父亲大吃一惊,随即把相关人叫来询问,会计主任裴静庵和贺寿千还试图遮掩,但是一位新来的会计将他们的企图全抖露出来。原来他们打算借着换掉印鉴,把许多可以避免董事长监督的事项改由他们私下处理,把慎茂行代理的业务转给寿华做,也是为了可将船票以多报少。

  父亲立刻将贺寿千、裴静庵、费益堂三人免了职务,并派人在码头上计数上下船的旅客人数,果然刚抵达的元春轮旅客人数少报了二十位,于是父亲又将长记上海的业务交还给慎茂行负责。

  获颁奖章

  一九四八年五月,时任中华民国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对抗日有功的父亲颁发了「交通部人字第109号奖章及及奖章证明」

  1519160720

  1519160720

  1519160720

  (附图:奖章、奖章证明、颁奖典礼合照)

  内容为:

  「查青岛长记轮船公司总经理贺仁菴在抗战期间从事航业功迹昭著合依本部奖章奖状规则给予壹等贰级奖章以示鼓励」

  此照右给贺仁菴收执

  部长俞大维

  中华民国卅七年五月日


  这是一份沉重的奖励,也是父亲为之付出所有身家财产后所获得仅有的回报,其中的辛酸血泪,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中华民国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在上海市商会大厅召开「全国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与会人士共有全国各地三十个轮船公会代表,及交通部代表黄慕宗参加,大会主席团有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杜月笙、董浩云等知名人士,青岛公会代表为贺仁菴及长记公司经理方重,方重先生在此会议中发言如下:

  「青岛长记轮船公司所属长春同春江春华顺等四轮,在抗战初期,沉塞港口,拟请转呈交通部提前赔偿,以恤商艰案。

  该公司所属长春等四轮,在抗战时期沉塞港口请求赔偿一案经层奉交通部三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部航字第一五四八号指令:准予汇案核办。又层奉交通部三十七年二月二日部航字第七九三号指令:业经列入第二批赔偿案汇办。应俟各处征用船舶证件缴齐,汇呈行政院核示各在案

  查上海前损失之商轮,系属多数公司所共有,经列入第一批,已由政府赔偿,成立复兴轮船公司,而青岛应赔偿之商轮,仅长春等四轮,且系属长记公司所独有,核与上海情形不同,亦与他处无关,似应以项目办理,单独赔偿征用损失,暨与上海同一时期,自应秉公赔偿,勿令长记过期落后。

  拟请转呈交通部准予项目核赔,提前拨偿相当吨位之商轮,或代价之外汇,交由该公司自购轮船,俾可扩充海运,以恤商艰。」

  但这段发言,除了列在此次会议纪录上外,始终未得到政府任何实质上的响应。

  1519160720

  1519160720

  1519160720

  1519160720

  (附图:会议纪录)

  一九四八下半年,国共内战日趋激烈,但谁也没有料到,国府即将在半年之后失守大陆。因此父亲此时仍然继续物色新船,国际间若干轮船公司想汰旧换新的,都会将打算出售的轮船结构图寄给父亲参考,此时父亲又选中了一艘英国轮船,船龄约八年,载重三千吨,售价十二万美金,并打算将此船命名为「贞」春轮,取易经干卦的最后一个字。

  父亲也将买船的头期款三万美金存入了中国银行,又特别做了一套英式西装,正准备到英国接船时,大陆情势急转直下,时局混乱,中国银行行长郭兴舟也突然失联,此后该船下落不明。

  感谢阅览,精彩待续

  本书版权属原作者,非经授权不得移作其他用途。

  

2017-10-16 15:17:41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传奇人生记载不平凡的人物{105}

2017-10-16 22:47:47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照片很珍贵,学习到很多史料,青岛的城市发展史上应该记录有贺仁庵的一席之地。

2017-10-16 22:53:41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图文并茂,史料详尽,学习了{105}

2017-10-17 22:54:55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

这篇精彩{125}

2017-10-19 09:51:05 来自青青岛社区
回复此贴
用户名: 密 码: (已经输入0字节) *
 
请绑定实名后进行跟帖
 
分享

48小时点击排行

精彩图集

更多

本论坛本周Top10

打赏

金币:

评语:

可选评语:
  • 祝福……
  •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 不作死就不会死

顶部 客户端
青青岛论坛官方微信
×

用其他账号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