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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山往事之“楚天在望”(文/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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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为人民服务”的皮影戏

  说大学路是湖北人的乡念之地,大致靠谱。

  在湖北浠水人闻一多离开青岛的前几个月,湖北汉川人雷法章到任青岛教育局局长,住入大学路二十二号。沈鸿烈的侄子沈肇熙回忆:“1932年夏,叔因公由青岛去天津,顺便到南开中学看我(那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和拜访张伯苓校长,适逢张伯苓因事外出,由南开中学教务主任雷法章(湖北省汉川县人)出面接待,并陪同参观南开中学。此次会见,叔对雷法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钦佩张伯苓知人善用。雷法章稳重有为,举凡学校的教学措施、管理规章、发展规划,张伯苓悉委雷法章负责办理。故南开中学成绩斐然,闻名全国。时叔在青岛市市长任上,正力图发展青岛市中小学教育,见雷法章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十分倾心,特滞留天津,候张返校。及张返校,叔畅谈其发展青岛市教育事业的计划,并恳请张伯芩大力支援,继而提出了拟请雷法章任青岛教育局长的愿望。张伯苓甚受感动,当即面允。未几,雷法章到青岛就任。”沈肇熙记述,事后张伯芩曾就此事对左右人说:“当今之世,象沈鸿烈这样为国为民的市长,能有几人?”雷法章任青岛市教育局长后,扩建第二中学,增设郊区小学,计百余处。雷法章则在写给南开一位校友的信中说:“沈公治事待人,善于指导,勤于检查,知人善用,确有伯乐之识。”雷法章后来自谓:“主持青岛市教育,当九一八前后,推行爱国教育,不遗余力,差幸卓著成效。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

  雷法章1903年出生湖北汉川,其传略记“民国十二年,毕业于华中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旋即应聘入天津南开学校服务;廿一年,转赴青岛教育局局长,在职六年,建树良多。”抗战后雷法章随军转移,初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继兼民政厅厅长,后陆续出任农林部政务次长和内务部常务次长。抗战胜利后,雷氏转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8年调任考试院秘书长。去台湾后在1952年复出铨叙部部长。

  除了国立大学,大学路上的公共建筑不多,从青岛山方向下来,依次有两湖同乡会馆、红卍字会和清总兵衙门。其中地居高势的两湖会馆,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本地湖南、湖北人的利益代表者。有意味的是,在1930年代中期获得了地方行政长官沈鸿烈支持的两湖会馆所在地,恰恰是上青岛村的原址。伴随着湖北人沈氏在本地声誉的扩大,环绕着鄂人的一个小规模的交际圈自然形成。上青岛村周围的本土乡音逐渐被湘鄂赣浊音走廊的“清音浊流”取代,清晰标志着一个新青岛时代的到来。

  人们一般认为,早年的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者在异地设立的互助性自主机构。德国总督府成立之后,设立了一个“专办中华事宜”的辅政司。1912年1月8日,当局特邀华人商界首脑,瑞泰协经理胡存约、成通木行经理朱杰、周锐记经理周宝山和大成栈经理古成章,担任总督府顾问,时称“四大信任”。这四人中,胡是山东本土人,朱是河北天津人,周是浙江慈溪人,古是广东香山人。从“四大信任”的籍贯背景上看,当时青岛的移民色彩已十分浓郁,这为会馆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需求保障。与此同时,随着铁路、码头和地方贸易的大规模兴起,一些民间自发的乡会行帮组织的应运而生,也就自然而然。

  在众多会馆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大会馆。即由山东与河北人组成的齐燕会馆;江苏、浙江、江西和安徽人组成的三江会馆和广东人组成的广东会馆。1912年孙中山访问青岛,联系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会馆、三江会馆和青岛总商会。斯时的三大会馆,在很大意义上左右了本地华人的经济命脉。会馆一般都延习本乡本土传统,内里多有一个便于集会的广场,一至两层的主楼内设议事厅、会客室、办公室、宿舍等等。根据财力和风俗的不同,各会馆还有一些设计上的风格差异。

  检索叶春墀1922年2月出版的《青岛概要》,进入记录的公益团体只有齐燕、三江和广东会馆,并没有两湖同乡会馆。也就是说,在青岛回归的初期,以同乡会形式聚拢的在青湘鄂群体组织,尚不曾出现。但在之后十年中,湖南湖北两省的同乡会,相继在青岛建立。据1933年12月版《青岛指南》记载,“湖南湖北两省,在本市本各有一个同乡会之组织,二十一年冬,双方提议合并,乃始改组为两湖同乡会。市长沈鸿烈为董事长,刘君曼、向宗鼎为值年董事,地址在濮县路五号。”值年董事之一的刘君曼系湖南湘阴人氏,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时为青岛永裕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1934年12月24日因脑溢血在青岛猝死。

  早在1928年,中文《大青岛报》即有“两湖善后会议”的消息,1934年两湖同乡会在《青岛时报》刊登《两湖旅青同乡公鉴》,标志着两湖同乡会势力的大幅度提升。

  大学路上的两湖会馆,建成于1933年,现在是大学路小学。建筑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个性独特,二层楼顶的城墙式设计,别具一格。其门眉寓意深长的“楚天在望”匾额,清晰表达了湖南和湖北人的乡愿。两湖会馆里有一个很大的院落,这为举办集会和行施善事,提供了便利。

  从人口统计数据看,两湖旅青者数量并不大。据《胶澳志》记载,除了外籍侨民,1927年青岛有32万余人。胶海关统计资料显示,移居的人口以山东省内最多,此外则分别是上海、广东、河北和江苏等地的外省人。这之后,才是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天津、河南的移入者。《胶澳志民社志》载,1920年代后期青岛还有平度、胶县、莱阳、黄县等十九个主要的同乡会组织,折射出了人口中大量的移民成分。而1933年12月版的《青岛指南》则显示,这一时期除了传统的三大会馆,设置在定陶路一号的宁波同乡会发展势头显著,组织最为完善,其次便是两湖同乡会。接下来进入记录的,依次是平度、掖县、即墨、莱阳、兖济、河北、江西同乡会和德国总会。

  从文献上看,两湖旅青同乡会的第二轮活跃期,出现在1946年和1947年,期间湘人获得较大话语权。战后第一个周年,两湖旅青同乡会即召开筹备会,并特别驰电前会长沈鸿烈表示致敬。随后在1947年,两湖同乡会相继完成了征求会员、召开全体大会进行选举、召开同乡联谊会等一系列动作。新的旅青两湖同乡会,推举李宗理等27人为理事。对比1947年6月出版的《青岛市政府职员录》,分布在市政府秘书处、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和工务局的大量湖南、湖北籍公务员,为重组的旅青两湖同乡会战后利益的占有与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支持。

  战前,湘人李宗理曾署河北天津地方法院和河北北平地方法院推事,1935年在《湖南大学季刊》发表《英法协定与远东前途》,战时撰写有《语言宣传之理论与方法》《抗日建国中之文化建设》《现阶假之民众组训工作》等。作为旅青两湖同乡会的理事长,李宗理在当选年买下了美国海军孙阿史迪的一辆1942年的红色雪佛兰轿车,其后最活跃的举动,是1948年参与立法委员的竞选并大功告成。期间,本地报章上诸如《雪花飞竞选热,李宗理彩车冒雪出动》、《李宗理竞选立委,众认系理想人物》、《立法委员竞选人李宗理先生,以正义实现民主,靠服务博取人心》、《立委区域竞选,李宗理希望大》、《立委选票昨夜检清,姜黎川李宗理等当选》、《李宗理先生访问记:直接为人民服务确实是人生最大的乐事》等目不暇接的标题,令人眼花缭乱。在时局繁乱的1948年,李宗理高调竞选的喧嚣,让两湖同乡会的公共姿态趋向模糊,并渐行渐远。

  李宗理的胜出,背后牵扯着青岛公报社长侯圣麟的死亡。在这次李宗理和赵世伟不期而遇的争夺战中,“善弄权术”的侯圣麟主动出谋划策,却不想算掉了自己的性命。1947年冬,南京主导的立法委员选举开始,据说,时有南京方面的秘密电报给李先良,令其保证李宗理当选,这个要求令李先良左右为难。就在这时,侯圣麟乘机向李先良献策,密谋印制了大批假选票,并在开票箱之前,把预先填写好的选票投入票箱。侯圣麟的伎俩,使李宗理顺利当选,而使另一名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定的候选人赵世伟落选。于是,知道了真相的赵世伟发誓要杀侯圣麟雪恨。1948年4月6日傍晚,侯圣麟由中山路报社办公室出门,坐人力车至东平路时,有人突然从路边冲出,把侯从人力车上拖下来,推进停在路边的吉普车沿太平路东行,途中枪杀。侯圣麟被暗杀后,警方逮捕了赵世伟,并提解南京。侯圣麟的父亲侯述先也随往追诉,不料因国民政府濒临崩溃,机关陷入瘫痪,侯圣麟被暗杀一案,遂不了了之。

  旅青两湖同乡会最后的活动信息,集中在1948年欢宴乡耆刘承烈上,李先良以市长身份出席,并“详加阐明”刘承烈的“革命劳绩”。在战后几年的本地新闻中,曾任福柏医院院长的刘承烈富有戏剧性经历,被尊为“革命耆宿”。随后不久,李宗理、刘承烈和李先良,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和城市的命运转变遥相呼应,一个“楚天在望”的故事,很快云消雨散。

  大学路两湖同乡会馆西去不远,就是戴存忠拥有的龙山路第三号官地。建筑档案显示,龙山路第三号官地完成初始设计的时间是1932年7月。一年后,三百八十平方米的戴存忠住宅建设完成。戴宅的位置,恰好在龙山路和掖县路的路口,视线非常开阔。有一种说法,戴宅围墙的处理和大门位置的确定,都很考究,经过了仔细的设计,以避免冒犯不应该触动的大小神灵,同时,也跟财富的不扩散有关。所谓聚财,在戴宅的围墙处理上,体现的很充分。基于同样的风水考虑,戴宅南面的戴女住宅,也被有意降低了高度,以免阻挡戴宅。这样,由两湖会馆作为开端的掖县路,就以戴宅作为地上标志,完成了沟通的使命。

  实质上,沟通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抵达。我们尝试着将时间叠加在一起,想象着李宗理那辆红色雪佛兰驶过这里的情形,居然会有一份活灵活现的现场感。战时的通用路易斯雪佛兰汽车制造公司,自1942年1月30日停止民用车的生产,转而生产军需卡车,直到1945年10月3日。这样看,这辆1942年版的雪佛兰差不多是最新款的车型了,在青岛自然惹人瞩目。以红色雪佛兰为背景,立法委员李宗理在1948年的“为人民服务”姿态,将一个前报业投资人的公共表情,演绎得惟妙惟肖。

  不过,风雨飘摇之中,这个城市的60万被“服务”者该如何看待李宗理的表演,就是另一回事了。政治和理想主义,相距遥远;政治和市井泼皮,近在咫尺。侯圣麟之死,不过是圈子游戏的登峰造极版,对更多的市民来说,迫在眉睫的方向选择与生活出路,更为现实,也更棘手。1948年8月1日,南京出版的《社会建设》在复刊第1卷第4期刊登了刁抱石的《青岛难民救济工作剪影》,披露青岛流入难民已达25万。在城市的边边角角,临时赈济委员会设置了83处难民收容所,同时开设了9处粥厂。为帮助持续涌入的难民,社会部分配下来1100吨粮食和22吨布匹。而这些数据,很快就被新的现实增长淹没了。

  这一切,在罩着一层白色纱幔的雪佛兰轿车里面,看不清楚。

  根据一位早年曾经在这里写生过的老画家的回忆,戴存忠住宅建成后的四十年间,戴宅门前掖县路街道两旁的洼地都没有建筑,生长着一大片茂密的树林。从戴宅上面开始,洼地逐渐向南倾斜成深谷,谷地两边陡峭的土坡上,杂草从生。这就使得戴宅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了一个非常安静的住所。

  20世纪50年代以后,被政府管理的戴宅前后分配给了一些文化界人士使用,这中间包括了青岛文联的主要负责人和部队转业作家刘知侠。据说,刘的代表作《铁道游击队》,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这个说法,生前获得了作家本人的肯定。写作《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刘的身份是山东省文联的编创部长。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因为市南区革委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戴宅居住的原因,这里的门口曾经贴满了两派的大字报。那段时间,每天到这里来看大字报的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这样的场面,应该是戴宅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了。

  台东镇-一个城市的文字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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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6 15:13:30 来自青青岛社区 法律声明 回复 | 引用 | 编辑 |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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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5}

2017-04-26 16:52:06 来自青青岛社区

戴宅的位置,恰好在龙山路和掖县路的路口,视线非常开阔。

专家就是专家,落笔之前,请看看地图先。龙山路和掖县路根本不相交,何来路口。

2017-04-26 16:52:29 来自 青岛新闻客户端 青岛新闻客户端
回复:

嗯,好多年不在掖县路住了。

{141}

2017-04-26 18:14:03 来自青青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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