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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股权争夺战》系列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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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股权争夺战》系列报道之二
前因后果:国企改制,留下了什么“后遗症”?
牧羊集团董事会任期三年,2005年董事会改选。徐有辉不再担任董事长,五名董事一致选举李敏悦为董事长。范天铭仍任总经理。其他三名董事都辞去了在牧羊集团的职务,只在董事会担任董事,除了参加牧羊集团的董事会,三人主要经营自己的公司,不再参与牧羊集团的具体工作。
在签署“上岛协议”时,五名董事都真诚地希望董事个人创立的公司能够与牧羊集团和谐共生,既做好自己的企业,又能共同推进牧羊的事业发展。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刘卫国回忆,“上岛协议”签署前,许荣华就在筹划设立福尔喜公司,并利用董事、副总裁的身份在外出调研成立新公司时,把相关的票据拿到牧羊集团来报销。范天铭发现了这种情况,就强调要规范公司财务制度,与许荣华产生了矛盾。
“签署‘上岛协议’后,业务冲突更是成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许荣华等人把他们个人公司的客户带到牧羊集团来参观,在牧羊集团的会议室开会,在牧羊集团的食堂就餐,占用公司本来较紧张的招待资源,直接影响到公司日常的经营。”刘卫国说,鉴于这种情况,牧羊集团就出台了一个政策,董事在外经营的企业如果要带客人来牧羊集团参观,需要事先向牧羊集团办公室报备,以便做统筹安排,但这一规定被许荣华等人认为是公司在管理上对他们区别对待,后来更在外宣称“牧羊连门都不让他们进了”。
“上岛协议”规定,董事个人出去创业,牧羊可以借款500万元,董事也可以带牧羊的两个人到自己的公司去,多了就不行。而三名董事创办自己的公司后,相继有20多人从牧羊集团离职,据牧羊集团工会主席陈家荣回忆,2007年,许荣华提出要把一名在牧羊集团负责生产的骨干员工,弄到自己的公司去负责生产,遭到了范天铭的坚决反对。“许荣华自己开公司都三四年了,带走的人早就超过了两个,居然还来要人?开董事会的时候,两人为这件事吵起来,公开翻脸了。”
不仅是对人才的争夺,“上岛协议”约定,董事个人创办的公司不能与牧羊同业竞争,实际情况却是,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也迅速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张幸福是牧羊集团的一名老职工,据他回忆,到2007年前后,原来从牧羊购买产品的公司,当时也从三位董事个人创办的公司购买了产品。有些客户根本没分清牧羊集团与董事个人的公司,以为是一体的。“有的客户要求售后服务的电话打到牧羊来了,可牧羊并没有卖给他产品。”
据张幸福介绍,当时在山东发生了一件事情,牧羊的业务员去洽谈业务,还在进行中,徐斌也去了,把名片一掏,称是牧羊的董事、大股东。“客户一看,既然牧羊的领导来了,那就跟领导谈,不理牧羊的业务员了。发生了好多这种事情。”
于是,到2007年,牧羊集团内部几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已经半公开化了。而此时,股东自己创业设立的公司,与牧羊集团本身人员、业务等的混同,已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在牧羊集团官方网站的对外宣传上,牧羊自己的供应商和股东个人公司的供应商混为一体;牧羊的安装队变成了股东个人公司的安装队,利用牧羊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给牧羊加工产品,周六日给股东个人的公司加工产品,最终导致牧羊集团自身的订单完不成。
陈家荣称,当时,李敏悦、范天铭发现了这些问题,就在董事会上一次次提出来,其他三位董事兼大股东却不买账,很容易就吵起来。“到后来,一开董事会就吵架”,以致牧羊的正常业务也难以在董事会讨论,“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反对”。最终,董事会进入到了一种僵局:任何事情都不再讨论,直接进行表决。
上市计划搁置,改制民企难逃宿命?
2007年12月,2008年1月、2月,牧羊集团董事会讨论通过了几个协议,其中核心内容是:“违反对公司忠实、竞业禁止和勤勉义务的股东必须转让其股权”,“该股东的股权必须转让给工会,转让价格为该股东最初出资额”。这是牧羊集团与董事个人公司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即将爆发的表现,也是日后许荣华的股权被转让给工会(由陈家荣代持)的文件依据。
与此同时,牧羊集团的上市计划也被无限期搁置。此前,在2004年前后,牧羊集团的上市计划便在董事会上讨论多次,但是因为几位董事对于上市的思路存在重大分歧,加之随之而来的股权纠纷,迄今牧羊集团也未能启动上市。
谈起这段历史,已经在牧羊集团工作了近40年的陈家荣向记者表示,牧羊的股权结构是历史形成的,在改制的时候许荣华等五个人刚好处于公司的管理层位置上,于是就成了大股东。跟白手起家组成的公司不一样,“他们五个人都是股东,但价值观不同。说白了,不是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的。”
陈家荣把这种改制形成的五个大股东的组合,称之为“包办婚姻”。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企改制的通行做法,即:将国有股主要分配给公司管理层的几个人,希望他们能在过去各司其职一起搞好企业的基础上,成了大股东后,更能拧成一股绳,把企业发展好,但显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记者在牧羊集团采访期间,包括牧羊女工代表马红芳、老职工代表张幸福、公司中高层代表陈士金等人,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国企改制“后遗症”的问题。陈士金的分析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五个大股东在改制前之所以能够精诚合作,是因为作为公司高管,各管一摊,而且都是在为国有企业打工,人的想法比较单纯;成了大股东之后,以前不存在的个人利益冲突,马上就出现了,而且愈演愈烈。
陈士金认为,虽然五个股东当初都真诚地希望股东个人创立的公司与牧羊集团不形成同业竞争,但这种竞争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结果只有两个――要么牧羊集团被大股东的个人公司掏空,要么大股东退出牧羊的股份去发展个人的公司。“牧羊股权争斗出现今天的局面,只是我们通过多种因素避免了前一种结局,而又没有走到后一种结局,还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是不利于公司发展的。”陈士金感叹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牧羊股权的诉讼当中,许荣华及其代理人曾无数次指责当地地方政府介入协调牧羊股权纠纷,并称之为“公权力”干预“百分百纯民企”的“家事”。然而,工商注册资料显示,直到今天,牧羊集团不仅是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而且,仍然不是单纯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有3.87%的国有股。
因此,牧羊的股权争夺,显然也不单纯是民营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争夺,不只是“民企的家事”,而是国企改制的“后遗症”。当年,众多国有企业在改制为民营企业后,因为这种“后遗症”而破产消失,资产被瓜分。牧羊集团幸运地在这种“后遗症”的困局当中没有倒下,反而做大做强,成为世界领先的民族品牌。
但是,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这种“后遗症”深深体现在长达十年的股权争夺中,对牧羊这一民族品牌今后的命运,依然有着事关生死存亡的重大影响。《牧羊股权争夺战》系列报道之二
前因后果:国企改制,留下了什么“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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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3 15:54:15 来自青青岛社区 法律声明 回复 | 引用 | 编辑 |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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